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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幸福感是否好于上年进行调查时，有51%的人回答感觉明显好于上年，有39%的人回答感觉不太明显，只有10%的人回答不如以前，总体上说，人们的幸福感比上年有所提高。对未来幸福感进行调查时，有81%的人预期不久的将来会比现在幸福，15%的人认为变化不大，只有4%的人认为将会不幸福，预示人们对未来的幸福感预期较高。

对工作方面进行调查，在26～45岁被调查者当中，有47%的人认为有升职空间，相应地，他们对工作的快乐满意度高。特别是36～45岁的被调查者，他们事业稳定，人际交往颇多，升迁的可能性大，对工作基本满意，比较快乐。在46～55岁的被调查者当中，虽然85%的人认为没有升迁空间，但他们已步入职业生涯的平稳期，会享受现有职位的成果，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调查也显示，63%的人在工作中体会到快乐满足，其中32%人中经常体会到快乐满足，17%的人对工作不满意，且感觉不快乐。

对生活方面进行调查，有80%的人对目前生活状况还比较满意。进一步调查与家人的关系时，69%的人认为，偶尔会有小问题，但是平时和家人的关系很好；28%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很融洽；只有2%的人认为，虽然是一家人，但关系一直很冷淡。当调查对家人、朋友圈的满意情况时，72%的人回答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圈满意。

本次调查发现，引起人们不快乐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不公平，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不能实现；对工作状态不满意或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定位感到困惑；对国家养老制度没信心，为退休后的生活担忧。导致人们不快乐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司法制度和法律不够完善；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工作中最容易让人们不快乐的因素是：没有发展前途；工作压力太大；单位对员工关心程度不够。家庭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孩子就学或升学有困难；对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夫妻感情出现危机。

本次也通过网络对“你心中的中国幸福城市”进行了调查，排在前10名的城市是：杭州、上海、丽江、厦门、青岛、大连、成都、厦门、苏州、香港、福州。

本次调查采取了现场调查、读者调查表回收、新浪网网上调查、央视国际网上调查、中国网、手机短信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有26000多人参与，其中调查问卷回收6000多份，网络及手机短信调查20000多人。调查区域涵盖东部、中部、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镇地区采取的是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农村地区则采取整群抽样法。★文/《小康》研究部

“快乐小康”让人快乐让人忧

社会不公成为不快乐第一诱因

《小康》本次调查发现，引起人们不快乐的因素中，“社会不公平，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一选项名列第一，在6464投票总数中占据了1180票，占18.25%。“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悬殊导致心理不平衡”紧随其后，名列第二，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不公平以及贫富悬殊过大已经成为国人不快乐的重要原因。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消极和抵触心理。具体表现在，目前的弱势群体抱怨生活的不公平，具有强烈的仇富情绪，而富人则觉得自己是全凭个人奋斗才出人头地的，成功全是个人因素造成的，没有看到社会给他提供的机遇。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宋泽林认为，如果人人将失败和成功都归咎于个人因素，以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实用主义哲学来衡量人生，势必导致成功者的冷漠和自大，失败者的愤怒和抱怨。

但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现象不能用“仇富心理”一言以概之，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不公平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政策具有相关性。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他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

居住满意度最低

在对居住状况、人身财产安全状况、城市环境、交通状况的满意度调查中，居住状况的满意度最低。明显，高涨的房价影响了很多人的快乐。在北京朝阳区工作的高丽对记者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的“旋风”刮了又刮，我的心真是颤了又颤。每一次政策席卷而来的时候我都倍感紧张，就是因为形势越来越不妙所以政策才越来越硬。看看钱包里的银子，我总是挣扎在‘买与不买’之间，惶惶不可终日。总担心房子买早了，以后还会跌一些的，但又担心一直涨的话，那就是自己失算了。”

如今，在中国年轻人的聚会上，谈着谈着最后往往会谈到房价。工作一年，积攒下来的钱最多只够买一两个平方——这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窘况。而像这样郁闷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有人说，19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人，因为这一代人很多成了各种改革的“试验品”。现在，绝大多数1970年代生人还有部分1980年代生人，正面临着“群体性苦恼”：买不起房子。

家庭生活最快乐

在一系列“满意度”调查中，显然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在诸多项目中最高，选“比较满意”的占到了43.55%，而“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两项相加也才只有11.5%，负面评价也是最低。

家庭的幸福历来为国人所重视，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更多人将营造家庭和谐幸福作为第一要务。有调查显示，生于快乐家庭的孩子，长大后也会比一般人快乐。

2006年年初，盛大网络的老板陈天桥在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谈时，主持人问他家庭的幸福和企业的成功哪个对他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对主持人说，他还是觉得家庭的成就感更大一点。“我一直都没有为我被人们称为所谓的首富而自豪，但我经常会为我有一位好太太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而自豪。”

工薪一族也把家庭的美满作为生活的基石。北京的沙女士曾在文章中将自己的家庭幸福归结为自己的平凡，她认为：我的婚姻实在不值一提，既不浪漫又很平淡，也没有多少可向闺中密友吹嘘的情节；但这种幸福感又实实在在存在着，恐怕就因为这桩婚姻平凡实在，我先生是个“人”，而不是很多人的优点综合出的“神”，我跟他才具备了平等交流的条件。而婚姻，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大约还是感情交流。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还是选择了平凡，我想，这种平凡心，才是幸福的来源。”

“幸福指数”引起政府关注

2005年11月，《小康》推出中国快乐小康指数，首先将快乐主观感受纳入全面小康建设的评价体系中。快乐小康指数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2006年9月12日，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后我国将把“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 纳为新的统计内容。看上去很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如何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在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我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却困扰着很多人。根据《小康》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幸福，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有专家指出，在当前这个时期，提出对幸福指数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比对幸福指数的具体测量本身更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型。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这样评价说。

他认为，GDP本身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指标，但是凡事以GDP挂帅就不对了。GDP上去了，生存环境反倒变差了，空气污染、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开始显现。现有的“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回头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这是一种进步”。

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是政府工作的原有职能，如果以幸福指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成就检测指标的话，无疑会使政府把对人民幸福感的重视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从而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取向。但也有学者提醒，在一窝蜂地追逐“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背后，如果忽视了民众的真实意思的表达，而单纯将指数作为新一轮GDP之后的新一轮追逐目标，则“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最终仍有可能沦落为新的“GDP”。★文 /《小康》记者秦海霞

资料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提高幸福指数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有待创新、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数，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从长期来讲，实际上却是降低了幸福。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先升后降，正说明了我们是没有注重长期的发展。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是非常错误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和谐等。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质地位上相互竞争，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摘自2006年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河北省居民主观幸福指数与和谐河北发展模式研究》)

快乐的市值

美国的职场心理专家安波顿通过研究认为，快乐的市值虽然不好计算，但可以从一个等式中大概计算出一个人的快乐感：快乐= 机会+好人缘+健康。

首先，快乐的人才拥有更多机会。这也是微软总裁盖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他认为如果每天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工作，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成为办公室的环境情绪破坏者，所以他喜欢的员工是那种看上去阳光明媚的人，而升迁时也会更多地把机会给这样的员工。

其次，快乐的人也才会拥有更多好人缘。那些喜欢制造负面情绪的人，常常怀有的错觉是：我常常口无遮挡，向他抱怨一切事情，不恰恰证明我和他没有距离感，才有什么说什么吗？然而，有什么说什么常常违反了人际关系交往的法则。

最后，和快乐的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也才会变得更健康。如果每天感受别人的情绪垃圾，自己可能会增加体内毒素的堆积。美国科学家们做过一项科学实验，发现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处于郁闷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之中，体内的毒素分泌率比普通人要高出好几倍。而中国古人说：“笑一笑，十年少。”快乐能使人变得更年青。

哪个国家最幸福岛国夺冠富国落后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大排名，2006年7月12日出炉了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其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

结果之所以出人意料，原因在于，评选依据的标准是“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其对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的比值，简单而言，就是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具体的计算公式相当复杂，但概括来说就是以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

通过一系列测算，瓦努阿图一举夺冠。它位于南太平洋，陆地面积1.22万平方公里，水域面积84.8万平方公里，由80多个岛屿组成。有意思的是，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八国集团成员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意大利，为第66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俄罗斯则排名第172位。中国排在了31位。

发达国家为何成绩不如人意？“新经济基金”组织说，这一结果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画等号。

幸福的五个层次

幸福，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主观认识。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它没有标准；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完全不同。

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始终不断地追求幸福。作为个体的人，首先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再就是家庭幸福；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人类的幸福。依次递进关系是：个人——家庭——组织——国家——人类。离个人越远的高层幸福，人们关心的程度越低。这是人类幸福追求的“五层次论”。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国家、与全人类，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分工细化的社会。个人的幸福，有赖于家庭的幸福存在，个人和家庭幸福，又有赖于家庭劳动力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任何组织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一个国家和组织的繁荣与发展，又有赖于国际社会的繁荣、协调与和谐。

承认人是为追求幸福而生存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在人类幸福的五个层次中，个人、家庭和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物，可以追求幸福来描述，组织和国家却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物，不能用幸福表述。而组织，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组织，受到国家法律、文化等一系列条件制约，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它只能给人带来社交圈、归属感、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四项幸福要素。它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幸福，应归属到国家这一层，一个管理有序、公平、正义、透明的政府，其组织只能给个人带来社交圈和经济利益两个幸福要素。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下，对组织的选择是个人能力和社会人才资源优化配制问题。因此，国家才是人类追求幸福最基础、最重要的人造物。(摘自柴福洪《人类的幸福与和谐》)

来源：《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