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指出，国家免疫系统是维护国家运行有序、协调、安全的屏障，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可持续保障能力，经济抗风险能力，社会和谐有序能力等方面。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系统是构成其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它是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一个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脆弱和匮乏的国家，其免疫系统功能具有明显“先天缺失”的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构成其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它是保障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是构成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防线”，它是国家安全、有序、和谐运行重要保证。国家免疫系统的三道“防线”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互为耦合的基本关系，三者的“健康状态”直接决定了国家免疫系统的健康程度，从而决定了国家免疫能力的高低。

水、土、森林、矿产、气候条件等资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态环境功能等多重属性，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人类如何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约束。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另一方面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越来越不和谐，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和方向，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生态退化和“景观破碎”，直接造成人类陷入“生态赤字”、“生态贫困”和“生态灾难”之中，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当年就批评说：“工业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且“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尔·克鲁岑提出，目前人类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地质史上一个新时期“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人类世”不应该是一个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变化的时期，更不应该是一个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时期，而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期。据世界观察研究所估计，自1980年以来，共发生了大约12000次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造成了618200人死亡、13000亿美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次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60亿美元。到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040亿。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再一次向人们发出警示，不断的向大自然索取，使得生态环境恶化，最终肯定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农业社会，国家生存与发展对其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相关性和制约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行为都与地理环境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发源于大河流域，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状况良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肥沃的耕地和宜人的气候资源，为农业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近2000年的发展历程演进对此提供有力的注释。中华民族主要兴起于黄河流域，在气候温暖的汉代，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北方人口始终高于南方人口。转折点发生在元代，南方人口开始超过北方人口。这与发生在公元1230～1260年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最大的转变导致的农业种植带南移，有很大关系。

由于人口、面积、地理位置、气候等因素的不同，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如果一个国家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必然会出现先天免疫功能不足问题，即所谓的“免疫缺失”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国家整体的健康状况。但是，一些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亦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资源环境管育的政策制度等支撑手段，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加自然资源保障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自然免疫功能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基础的自然环境资源，包括土壤、水资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部分，假如这些基础退化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它的社会组织会变化，其政治结构将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冲突，或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和造反，或引起邻国或别国关系的紧张，甚至敌对。盖洛得·纳尔逊（“地球日”的发起者）说“来自自然的威胁比战争更加危险。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发展。”美国世界观察研究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曾指出“除非我们对安全重新下定义，认识到我们未来的主要威胁很少是来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更多的是来自我们与自然界以及我们依赖的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否则，人类的前景一片渺茫，假如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就会面临环境恶化与社会动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针对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指出“生态危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起因，解决冲突就必须从造成冲突的根源着手。”

国家生态可持续性水平的高低由该国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二者共同决定的。生态承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生态系统资源的丰富程度，生态足迹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强度。二者的差值即为生态盈余，反映了该国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或脆弱性）。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全球“生态赤字”的发展态势，科学家们提出了“生态赤字日”（ecological debt day）概念。所谓“生态赤字日”是指人类将地球为满足一整年的用度而产出的资源消耗殆尽的时间节点，在“生态赤字日”之后的该年度其余时间内，人类是向地球及后代子孙索要资源以“吃老本”的透支方式来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1987 年，人类首度进入生态赤字的状态，当年的生态赤字日为12 月18 日，而2007 年的生态赤字日已经提前到10 月6 日，这无疑表明人类蚕食地球环境资源的脚步正持续加快。

投资“自然资本”建设，是增强国家免疫能力的重要举措。世界银行在1995年首次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概念，将国民财富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后又经过多次改进。自然资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它主要包括空气、水、森林等自然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非物质形态的生态服务和土地、森林、鱼、矿产等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形态的物质产品构成。目前，人类已经用掉了地球上可以得到的一半以上的淡水，改变了1/3~1/2的陆地表面，固定了比陆地上整个自然系统所定的更多的氮，而且占用了地球全部陆地上的主要的生物生产力的2/5。人类对全球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早已经超出了全球或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超出了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所能够允许的自然极限。不幸的事实是，虽然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继续着，但是经济赖以增长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不但不能增长，并且有自然的极限。如果全球经济仍然按照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继续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增长，按照现有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全球的产品与服务将在未来50年中激增4倍，达到172万亿美元，那么可以肯定，全球生态系统会因此而全面崩溃，人类文明将毁于一旦。

（摘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 杨多贵 周志田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