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社会参与制度

世界性的政府“治道变革”的核心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变为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社会参与是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社会参与程度取决于三方面条件：

一是政府机构和职能的转变，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社会参与必然增强；

二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成熟，政府与社会中介机构分开，否则社会中介机构依附于政府，仍然不能发挥参与作用，同时要健全有关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保证其独立参与的权责；

三是社会公众包括舆论媒体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程度。我国目前的社会参与最直接的是媒体舆论和街谈巷议，人人都是教育的评论家，实际上很难发挥真正的参与作用。因此，社会参与的制度供给同样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社会参与应该是涉及宏观（政府）、中观（学校）、微观（教学）多种层面，这里主要讨论政府层面的社会参与，覆盖决策、执行、监督等不同的方面，侧重在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一是确定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政府与中介组织脱钩，依法保护社会中介组织独立自主的地位；二是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按程序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三是完善社会参与的相关制度，例如，专家咨询制度、听证制、问责制、舆论监督与责任制等；四是建立社会中介组织的资格审查和准入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

回首中国改革30年，随着经济、社会等领域内渐进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作为其中一角，改革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最近几年在确保公平底线的前提下，适度应用效率，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寻求新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现实发展证明，办学、管理、财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体制转轨基本完成，也可以说是冲破了旧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改革旧体制的弊端，更需要建设新体制，如果说革除旧体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实现，而新体制的建设则是一个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即新制度的供给成为主要内容，它必然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逐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教育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阶段改革的起点与趋势——2008' 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