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现代化过程的国际互动，定性分析是必须的，但仅有定性描述，就难以精确化。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引起学者的兴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进入科学行为主义阶段；代表性的工作包括多伊奇教授的国际政治的数学分析、卡普兰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分析、辛格教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争的统计分析等。在本节，我们介绍三种定量研究，它们分别是国家水平和实力的定量研究、国际战争的统计分析和国际竞争力的定量研究。

国家水平和实力研究

国家的水平和实力，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提升国家水平和实力，是多数国家的基本目标，是国际互动的最终目标。准确判断彼此的国家水平和实力，是理性应对国际挑战、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关于国家水平和国家实力的定量分析，无疑会增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的理解，增加国际互动的成功概率。

1、国家水平研究

在国际现代化研究中，国家水平是一个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以国家水平为基础的，国际行为的目的是以提高国家水平为导向的。然而，关于国家水平，没有统一定义。一般而言，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水平指国家发展的相对程度，或者是国家现代化的相对程度，可以用许多发展指标和现代化指标来描述。但是，关于发展和现代化都没有统一定义，如何衡量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水平，是一个没有最终解决的科学问题。这里介绍两类方法。

（1）现代性和现代化水平评价。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随着现代化、发展和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现代化水平评价也受到重视。相关工作可以大致分为4大类：人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地区现代化、领域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定量研究（表2-16）。 

首先，人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英克尔斯和史密斯等人开展了现代化过程对个人影响的研究，提出个人现代化的比较社会心理测量模型（Smith and Inkelex 1966），并逐步形成了人的现代化理论（Inkelex and Smith 1974）。1968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了《现代性的测量：巴西和墨西哥价值观念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提出现代性的14种成份（独立变量）和多维测量模型，研究结果部分支持英克尔斯的观点。197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史奈伯格和阿美研究了现代性测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了正规教育与个人现代性的关系，史奈伯格提出了现代性的6个指数和45个变量（Schnaiberg 1970, Armer 1970）。70年代一些学者对现代性定量研究进行了评述（Coughenour and Stephenson 1972，Armer and Schnaiberg 1972）。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开展了中国人的现代性研究，如杨国枢等（1989）。

其次，地区现代化水平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克里坦登（Crittenden 1967）采用33个现代化指标，比较和分析了美国48个州的现代化的维度。在城市化、综合信息交换、移民变化、政府规模和农业社会5个方面，48个州的表现不同，最发达的州拥有高识字率、高收入和低生育率，而且是城市化的、富裕的、持续增长的和移民迁入的。199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摩根和基克汉姆（Morgan and Kickham 1997）拓展了克里坦登的研究。他们同样采用33个变量，提出城市化、政府规模、移民变化、政治参与和分散化的5个维度，分析1960年到1990年的地区现代化变化；并利用城市化、移民变化、政治参与和分散化的4个维度的差异，建立一个加权的地区现代化指数。1990年现代化指数最高的5个州是：纽约、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康涅迪格和科罗拉多州。21世纪初，地区现代化水平评价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涌现一批较好的研究工作，例如，2001年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评价了中国34个地区1970年到1998年的现代化水平；2004年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评价了18个国家205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等。

其三，领域现代化水平研究。一般而言，现代化研究可以分为六个主要研究领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个人和环境。不同领域的现代化水平需要专题研究。关于个人现代化，前面已经做了介绍。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民主化，关于民主化的定量研究有大量工作。例如，寇特利特（Cutright 1963）分析了77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指数与通信指数、城市化指数、教育指数和农业指数的关系，布雷（Bollen 1979）分析了100个国家民主化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戴蒙德（Diamond 1992）分析了一些国家民主化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关系，还有人（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分析了135个国家民主化与现代化和经济水平的关系等。20世纪末，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塞德（Seda 1996）开展了现代化的跨国文化测量，狄瓦勒和塞德（Divale and Seda 2001）完成136个国家的文化现代化分析。21世纪初，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先后提出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测量模型，完成世界131个国家20～50年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评价等。有些领域还可以细分为许多部门，如经济领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社会领域的教育和卫生部门等。关于不同部门的现代化水平研究，如农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等，也有相当多的文献。

其四，国家现代化水平研究。国家现代化水平研究同样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美国学者坎特里尔（Cantril 1965）采用11个结构变量，设计了一种综合指数来测量14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各国11个指标的指数和综合指数分别为0到1（表1-17）。1969年，美国学者巴克采用10个变量分析了115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Buck 1969）。197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哈毕逊等人（Harbison et al. 1970）完成112个国家1950年、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现代化水平评价。他们采用了40个发展指标，构建了8个发展指数：经济发展指数、文化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高水平人力资源指数、高水平人力资源存量指数、人口指数和综合指数。90年代以来，国家现代化水平研究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一批较好的研究工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研究员（2001）完成120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评价，中国科学院何传启研究员（1999）完成133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分析；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和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从2001年开始，先后设计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和综合现代化评价模型，连续开展世界现代化水平评价，已经完成世界131个国家1950年到2004年的现代化评价等。

（2）国家和人类发展水平评价。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的解释，现代化和发展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一般而言，发展是增长、进步和适应性变化的集合，现代化是文明发展、文明转型、国际竞争和地位变化的集合（图2-4）。有些时候，学者们没有严格区分现代化和发展的差异，甚至有时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根据发展理论和经典现代化理论，发展和现代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阐述，广义现代化包括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两次转变。广义现代化理论适用于所有国家。

关于国家和人类发展水平的研究工作，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可以大致分为5类：发展指标、发展目标、地区发展水平、领域发展水平（部门发展水平）和国家发展水平研究。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发展指标、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表1-18）。

表2-18 国家发展水平的评价

首先，发展指标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发展指标研究出现高潮。许多学者、政府和国际组织参与了社会指标和社会统计的研究和实践。例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Bank 2003），提供了150多个国家的发展指标和发展数据等。

其次，发展目标研究。发展目标研究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都研究制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有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UNDP 200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发展进步的核心指标等（OECD 2003）。

其三，国家发展水平研究。国家发展水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文献非常丰富。例如，波义森（Booysen 2002）分析了过去50多年间不同历史时期的20个发展指数，OECD专家组（OECD 2002）分析了目前OECD国家的23个发展指数等。198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斯特（Estes 1984, 1988）提出社会进步指数，包括10类36个指标，评价国家为124个，评价时间为1970年至今。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报告（UNDP 1990，2003），提出人类发展指数，包括4个指标（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综合入学率），评价国家为175个，评价时间为1975年至今。2001年加拿大佛莱塞研究所（Emes and Hahn 2001）拓展人类发展指数，增加6个指标（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成人死亡率、电视普及率、收音机普及率和电话普及率），建立人类进步指数，评价国家为128个，评价时间为1975年至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