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9日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也比2001年发布的濒危语言数量增加了好几倍。

强势文明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

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席卷之势，和部分少数民族加速走向濒危的现状，从民间到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已然不够，抢救刻不容缓。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9日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也比2001年发布的濒危语言数量增加了好几倍。

那么，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又是一种怎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又在少数民族语言工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濒危语言，一个全球性问题

马恩岛的马恩语、土耳其的尤比克语已经灭绝，去年美国阿拉斯加最后一个会说埃雅克语的人———玛丽·史密斯过世，宣布这一语言的消亡。

全世界199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2人。过去约90年间，已经有200多种语言消失。

今年2月21日是第十个“国际母语日”。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数据触目惊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识之士就在奔走呼吁抢救世界濒危语言。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倡导设定了“国际母语日”，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语文化的现状，推动语言及文化的多元发展。而直到现在，世界各地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还不容乐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等级量表显示，538种语言面临极度灭绝危险，502种语言面临严重灭绝危险，632种有确切灭绝危险，607种存在灭绝可能。

是什么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部分语言灭绝?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这里，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并认为这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这不能不说是迅猛发展的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而在当代，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便捷的交通运输手段、信息传播手段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想，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应该看到，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和威胁:强势文明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

弱势族群的语言就是受到冲击最早、流失最快的一环。落后地区要融入全球化，首先就要开放，要与外界沟通。语言是沟通的最便利、最主要的工具。因此，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就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需要。随着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特别是以通用语为依托的新传播手段，如广播、电视、网络、移动通讯等日益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土著语言的交流功能将陆续减弱，甚至在同族群中出现了通用语替代母语的结果，从而加速了母语的消亡。

据统计，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数量分别为192种和147种。

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近年的调查显示，我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千人以内的有20余种。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介绍，上述千人以内的语言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口超过一千的语言，也并不说明他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例如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有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一千，都是处在消亡边缘的语言。

语言消亡过程本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外来冲击，濒危语言的消亡速度越来越快。“有的刚刚被发现的小语种，几年之后，我们再去考察时就已经不存在了。”这让孙宏开等学者倍感压力。

与此同时，国内学习英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