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增长的贡献削弱

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劳动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2.5%以上。但自中国施行计划生育后，劳动人口增长比例明显放缓，对经济的贡献由此也不断下滑。1995—2005年，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只有1.1%，到2020年后，就只剩下不到0.1%。

那么，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会怎样呢？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历史，实际上是城市化的历史，在城市兴起和人口迁徙之中，大量劳动力将从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中去。

这之中，所有农业人口都变为工人或服务行业从业者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截至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农村户籍人口有7.5亿。经过一系列调整后，我计算出中国务农人口只有大约5亿。

这数字当然是非常巨大的，中国耕地以及农副业生产水平，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联合国人口署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维持今天农业生产水平最多只需要1.5亿，因此有3.5亿农村富余人口。他们完全可以都投入到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中去。

但我认为，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人口，是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农业技术，也忽略了中国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土地分散耕种的本身影响。据我的测算，中国农业人口至少需要2.5亿到3亿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只能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2亿到2.5亿的劳动力。

乍一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这只是个“理论”数字。其原因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中，许多早都已经来到城市务工，甚至一些都已经在城市定居了。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统计估算，尽管统计口径各异，但都认为大约有9500万到1.2亿劳动力已在城市务工。

也就是说，可往城市输送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已不到1亿了。更重要的是，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占比已经不可能继续上升了。

综上所述，前两项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下降。瑞银研究测算，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在未来10年回落1.5%左右。 人力资源投资

但我对中国经济依然充满信心，这在于后两项人口红利的作用。也就是说，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如果劳动力素质改善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它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超过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约为2%到3%，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1%的平均水平。但就此轻易断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要高于其它新兴市场，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有一点因素必须剔除，也即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部分。

经过技术剔除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还是要高出其它新兴市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有一部分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创造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道理很简单。在上世纪年初，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青年劳动力，常只能承担最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劳动技术。但现在到城市农民工不仅识字率大大提高，而且都掌握了一定的基本技术，一些服务业从业者甚至都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非常明显的劳动力转移：大量掌握简单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被转移到了工业生产部门，带动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增长最快的就是工业部门。

中国人均收入在稳步提高，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尤其是比较高端的服务业中。这同样可以视作新劳动力转移过程，此间全要素生产率也必将继续提高。

在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中，投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企业创造了足够的就业机会。我可以把它看作劳动力与资本的优化组合过程，他们对未来10年经济的贡献也将超过1%。

在中国经济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中，同样需要劳动力与资本的优化组合来继续推高全要素生产率。投资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是，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在教育上更多投资，以此来改善劳动力素质。（作者为瑞银集团新兴市场研究主管，本刊记者齐忠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