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资源的丰富被称为人口红利，我国拥有富足的人口红利，因而劳动力价格也相对低廉。请问，假如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价格就会提升吗？我国是否存在这样的变化趋势？

―――上海东方路　罗小炎

答：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中间大、两头小”、人口负担系数较低而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年龄结构，这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流行的人口红利论诠释的是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论强调，不仅要充分利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人口机遇”加“人力开发”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

显然，将“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有失偏颇的。人口红利能否获得并长久维持，关键在财富创造者自身人力资源的开发上。丰裕的人力资源只有进入以二、三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得到充分合理有效的开发，其创造的社会财富在满足自身需求以及需要负担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口的需求外，同时还有余力积累更多的生产资本，才能使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

但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就业压力大是经济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一定标准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明显。因此，我国虽处在人口转变机遇期，却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就业的长期巨大压力，可以说有“窗口之美”却难有“机会之实”。

如果将人口红利理解成人口发展带来的益处，那么我们可以从生命历程角度重新解读“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包括了前述的“人口转变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人口转型红利是在生命历程中潜在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并收获红利的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投资期，当孩子成为社会合格劳动力时，一个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家庭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的平均初次就业年龄是22岁，那么22岁之前的人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2岁之后的人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还涉及到素质和供求因素。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但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这份报告却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农村劳动力剩余，本质上是劳动时间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是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由此可见，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转折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劳动力的素质以及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现实中，劳动力能力良莠不齐，素质差别很大，在职业流动中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技能障碍，处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因此，在讨论劳动力价格会不会随着可能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而上扬的问题时，需要从“劳动力异质性”和“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层分类分割”的依据出发。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有些劳动力价格会上扬，有些劳动力价格会滞平，有些劳动力价格会下降，其价格变动方向不会是单一的。

必须指出的是，建立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维持长久。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当前，我国急需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需要逐步稳妥地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需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发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穆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