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听证会上，虽然消费者参加人名单中存在个别参加人身份搞差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13名消费者参加人的整体构成，其作为消费者的属性没有变，是合法的。
解说：
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大城市一场又一场水价听证会，虽然最终都实现了涨价。但是，围绕着一场又一场听证会，各种各样的争论却使我们不得不担心中国听证会制度的未来。如何吸引公众参与，设置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决策民主如何实现，疑问还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它们都需要得到解决。
主持人：
王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刚才我们通过看短片，以福州为例，10个人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居然有9个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听证会召开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从听证会设计的根本目的来说，听证参加人，我们老百姓叫听证代表的身份，如果都不能够弄得一清二楚，那么听证会怎么能够产生公信力？
主持人：
也许有人说他们享有隐私权，如果我不想被人知道就可以不被人知道，可以这么认为吗？
王锡锌：
我觉得不能这么看。这些听证代表、听证参加人，他们是代表某一种利益，比如说代表消费者来参与，因此他们是代替这些消费者来表达意见的，这就是我对代表的解释。如果说他是代表消费者来表达意见，那消费者如果不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我都搞不清楚……
主持人：
我能不能被代表？
王锡锌：
对，你这样的门面代表怎么能够让我相信，我怎么会把这种权利授予你去参加听证会呢？
主持人：
您刚才跟我讲过，一个听证会代表的构成大概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是经营者，还有一个是专家学者。大概都各占多少比例呢？
王锡锌：
对于具体的构成比例，我们国家发改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说根据听证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构成比例。但是它有一条硬性规定，那就是消费者的代表或者消费者的参加人，不能少于所有代表数的五分之二。
主持人：
五分之二，我们以福州这次听证会为例，10 。但是要代表各方各面的消费者，我是什么样的层次，我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他能不能代表我，这样的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王锡锌：
首先，从目前的规则来看，这些所谓代表的代表性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首先是人数，毕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小，如果搞得很大会就很难开，就不是听证会而是讨论会了。在人数比较小的情况下解决代表性，其实首先要明确这些人被选来真正要干什么，如果说我们赋予这些听证的参加人或者代表真正来解决问题，选代表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
他们是不是可以借听证会这个平台来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说这是一个象征？
王锡锌：
在很大程度上，就价格决策目的来说，听证会可能是一个程序环节，这个程序环节对于最终的价格决定是一个参考咨询的作用。
主持人：
这个作用有多大？
王锡锌：
应该说这种作用并不具有法律上刚性的约束力。你看我们发改委的《政府制定价格的听证办法》非常有意思，它没有用“听证代表”这个概念，尽管我们老百姓一直在说听证代表，其实是我们对代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听证会本来是想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发改委的决策听证办法用的叫“听证参加人”，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描述，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政府制定价格的听证办法》里面，并没有真正地让这些人具有严格的代表性。
主持人：
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共识，希望通过这样的听证会，让消费者的声音能够在这个决策进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您刚才说了，更多地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程序性方式。问题就是，来自民众的这种诉讼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并且能够反映上去？
王锡锌：
我觉得应该要真正地让听证会将民众的声音不仅仅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被决策者所听到。而目前的这样一种价格决策整个听证规则，应该说并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去满足、实现民众这样一种期待。
主持人：
那它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王锡锌：
它解决的可能是在程序环节上收集一些不同的意见。
主持人：
那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王锡锌：
它的意义本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落实价格决策里的听证，本来就是想解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所谓民主化就是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被反映出来，所谓科学化，我们看到，听证代表、听证参加人里面，要有一些专家学者。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的实践操作来看，无论是公众的参与，公众声音的表达，还是专家学者在这里真正地去发挥作用，应该说还是不够理想的。
主持人：
刚才我们通过王教授的分析，同时我们也看了短片中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说这个听证会可以非常规范的进行，就可以解决水价这个问题吗？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始于1996年的中国听证会制度，十几年走下来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大。1996年，当年实行的《行政处罚法》把它纳入行政执法程序，希望由消费者、有关部门代表、利益垄断代表等组成听证代表，汇集广泛意见，使政策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出台后得以更好的实行。但是，理性地看一下今年年末多个城市的水价听证，似乎已经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
但是，面对如今的听证会出现问题，争论激烈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民众对听证会的质疑，事实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哈尔滨的听证会代表刘天晓，即使给他几个小时的发言，济南打瞌睡的代表即使不打瞌睡，福州不愿公开信息的代表即使公开了自己的信息，那么，这些城市的水价听证会就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事实上，面对着公众激烈的质疑，如今的听证会也走进了一个误区，在承担着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责任。
傅涛(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必须有相对完善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这个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靠什么呢？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适度的公开机制。我刚才提到了，让老百姓理性的参与这件事情。
解说：
针对今年多个城市举行的水价听证会，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今年专门为公众整理了《水价十五论》。在这十五个问题中，既分析了水价上涨的原因，供水行业现状，也提及产业调整和管理手段。在傅涛看来，各地的水价听证会背后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水价改革，听证会本身并不是百姓和企业之间进行的讨价还价关系，而是公众与政府的协商关系，水价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服务成本，而且要包括公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公众支付的水价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取向。公众参与听证会的本意是表达民意，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而不是让非专业的公众对供水成本进行专业性的审查，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在短期内对其成本的合理性进行有效判断。
所以，几个小时的水价听证会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目前的水价听证会已经基本迷失。2009年，本来是中国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难得时机，但是，围绕着听证会上的争吵，如果解决不好而矛盾激化，反过来或许也会对资源价格改革带来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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