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一面告诉我,中国总能摸着石头顺利过河;而悲观的一面也在担忧,中国的改革开放接着要面临比过去更刁钻、更复杂的问题,中国能像以前那样有惊无险地克服每一个困难吗?”
本刊记者/刘婉媛
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中国30年以来的变化,这个题目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犹如雾里看花。而当这位外表内敛的英国人拾起这个话题,言语顿时滔滔不绝,眉目间难掩兴奋。
托尼•赛奇,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这个项目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期间一手促成的,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培训了6期中国司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
与中国的渊源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伦敦大学硕士生赛奇从香港步行过罗湖桥来到了深圳。在北京,他迎头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那个与世隔绝而又惊心动魄的中国,让这位年轻人百感交集。30年过去,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而赛奇依然感慨:“这个国家永远让我感到惊奇。”
“那时,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中国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当年,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
赛奇:我来中国时是1976年。当时,我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中国感兴趣是有原因的:那个时候,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毛泽东就是左翼运动的一个标志符,我们在游行中以他为利器,批评自己政府。可当时我总有个感觉,我们对中国肯定有很多误读。我们这些西方人,没见到过中国是什么样子,只能看到中国的一些宣传册说中国是如何的伟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妙不可言。而我自己,也读过毛泽东选集。那么,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去了解,所以就选了中国作为研究的方向。
不过,我从没想过自己真的有机会去中国,直至中英政府之间有了交换学生计划,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中国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你上的第一课是什么?
赛奇:其实,第一印象挺美好的。我和同行的15名英国学生先飞到香港,从香港步行穿越罗湖桥来到深圳。当时的内地与香港边界,没有一点喧嚣,沿途还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么悠游自在,那么自然闲静。
直至在北京语言学院落脚,几天后我才发现,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原有的想象。当时,我几乎不懂中文,也就在来华前临时抱佛脚学了几句“你好”“厕所在哪里”之类的话,不过,我发现即使中文再好也无法和中国人沟通。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有时候我们搭乘公共汽车。你知道,公共汽车一到站,所有中国人就一哄而上。但只要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也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又嗖地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公车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总有大约5米的空位。
在语言大学呆了三个月后,我就去了南京大学,成为那里自1939年以来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学生。在南京大学,他们破天荒地让我在校足球队踢球。不过,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都不愿意和我有任何触碰,更别说是铲球、踢人之类的动作。所以,我们队当时的策略就是都把球传给我,对手看到我控球,就全跑开了。
我在南京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刚开始是学习中国当代历史,但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课本上讲的都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路线”。后来我改修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什么的,还算有点意思。
尽管如此,当时在学校、在课本上学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新意。真正让我学习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贫穷的、封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应该了解外面的世界。人们没有选择,当局对政治的控制严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三天两头就有一次政治学习。当看着人们坐在政治学习会上,百无聊赖直至打盹,我就觉得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