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布的系列收入分配报告显示，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别。1990～2005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最低行业之比由1.76∶1扩大为4.88∶1。在报告中，国家发改委公开承认：政府调节收入力度不够。

但是，在分析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发改委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国有单位收入增长较快，而收入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资源分配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一部分垄断行业“利润获得相对容易，所以工资增长也就比较快”。我以为，这个说法与承认“政府调节收入力度不够”是自相矛盾的，也是不能服人的。 如果政府真想管，也真下了功夫，“资源分配上占有一定优势”能成为一些行业无限制增长工资的理由吗？

所谓资源占有优势，不过就是拥有获得额外利润的条件。但问题在于，这个资源并不是企业的，更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所以，额外的利润，理所当然应当归国家。而不能谁占有公共资源，谁就用来优先为自己谋利，否则就事实上造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收入控制，不仅是为了避免收入失控造成分配不公，破坏社会公平，更是对国有资产实施监控，防止企业通过无限制的工资收入增长，悄然攫走利润，侵蚀国有资产。

但在实际监控中，政府沿袭的却是老得掉牙的“工效挂钩”的方法。这一方法，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起到过抑制收入过度增长的效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弊端日益呈现：一是利润指标的确定，采用“因素法”（上年实际完成数加新年的新增因素）来确定，实际造成对以前不合理的认可，包括对资源占有优势决定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而决定利润分配的承认，结果致使非劳因素过分介入并左右收入分配，让过去工资水平高的行业和企业永远高下去。二是工资水平的控制重纵向的比较，如物价上涨、利润增长水平，却轻横向——全社会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整体比较，结果收入大大增长，而且“理由十足”：因为我多盈了利。因此“工效挂钩”成为了一些行业和企业侵蚀国有资产的遮羞布，也成了政府部门推卸责任的挡箭牌。采用这样的“工效挂钩”法，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自然必定扩大。

所以，政府真要有效控制一些行业收入增长过快过高，就必须下决心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重视企业收入的控制，包括对企业中大量存在的隐性收入，比如入股分红收入、缺少有效外部监控的工资外收入（比如免费电、水）、职务消费、擅自提高的公积金等，都纳入有效的监控；第二，对长期沿袭的“工效挂钩”方法进行修改。一是在确定利润指标时，充分考虑到公共资源占有的因素，使指标确定得更合理。不让资源占有成为一些行业获取高收入的优势。二是下达工资总额指标，不仅考虑企业内部纵向的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同时考虑横向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划定一个整体工资水平的控制红线。比如，最高不得超过各行业平均水平，或者不得超过各行业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几。第三，跳出方法论的角度，对现行管理体制进行审视，反思行业性管理为主的体制是不是削弱地方政府监控的原因，反思一些行业拥有的垄断话语权是否左右了政府的监控，政府是否事实上存在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过分迁就的问题，并切实加以改进。

在收入分配的调控上，老百姓期待的，不只是政府部门承认收入分配调控有“错误”，更是各级政府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实现社会公平、确保国有资产安全上有更大的作为。(李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