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民工权益，是指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土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身份或户籍仍是农民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农民工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宪法确认并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作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权利。二是农民工作为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还应享有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权益。因此，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

一、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

第一方面：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二是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三是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四是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

第二方面：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

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

第三方面：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

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第一，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第二，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第三，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使农民工能够切实、方便、快捷、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

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第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给农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第二，政府要为农民工维权提供财力保障。第三，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间慈善团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捐助，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第四，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农民工的申请，支持农民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

第四方面：组织保护——完善维权组织。

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必须增加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会保护，由于工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合法组织机构，而农民工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也由于他们的权益受损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可以试行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纳入工会组织的保护之下。同时修订现行《工会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协会，从而实现农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农民工协会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资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经费，建立一个类似于消费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专门负责对本地区的农民工被侵权事件的咨询和调解。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