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03年的个人合作建房计划，虽然至今还找不到成功的先例，但在高房价的现实困扰下，依然像一根救命稻草，被部分渴求“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牢牢拽住。岁末年初，个人合作建房的热潮再一次在许多城市蔓延开来，包括成都。

2007年伊始，成都个人合作建房卷土重来，迅速成为各界热评的对象。如果说2005年成都那场合作建房运动尚属前卫，那么到了2007年，时机又是否成熟了呢？

“我们有可能成为先驱”

“他们是‘先烈’，而我们有可能成为先驱。”在后子门二手房交易中心三楼一间看起来有点局促的办公室里，成都新一轮合作建房的发起者刘臧秦踌躇满志地告诉记者。

刘所指的“他们”，应该就是两年前那场不欢而散的合作建房的尝试者们。

2005年1月14日，成都的执业律师王劲夫通过媒体发起“个人合作建房”倡议，其核心思路是：数百、上千家庭自行以成本价集资建房，在房价节节攀高的情况下，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这个倡议短期内就形成了巨大共鸣，响应者甚众，并很快成立了一个“合作建房委员会”开始运作，还给项目取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称——大同家园，意为大家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谁知好景不长，仅仅过了68天，首倡者王劲夫再次通过媒体宣布：正式退出成都合作建房组委会。随后，由于主要组织者之间的矛盾，成都首例“个人合作建房”计划搁浅，并很快淡出公众视野。

在刘看来，2005年的那场合作建房运动，无论是政策条件还是市场环境，都不够成熟，因此孤掌难鸣，而现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都已相对成熟，搞合作建房的时机已经到来。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在运作模式上有了新突破，因此，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倒过来，把握更大”？

“以前是先设定模式，再找合作者，然后再找产品，而我们现在倒过来了，先推出产品，再找客户，把握更大。”言语之间，刘臧秦不无自信。在他看来，这就是胜算的关键。

抽象的梦想描绘总不如现实的东西实在，更让人信服。因此，刘臧秦在发起合作建房倡议后，着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产品开发的第一道坎：土地。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城南华阳觅得一块4亩多的土地。他认为，这是“突破性的进展”，“标志着我们已经走在全国合作建房运动的前列”。

记者按图索骥，在天府大道末端外，沿山路步行约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了该地块。放眼望去，在一片池塘边沿，就是地块所在地，四周遍是农田农舍，在冬日惨淡的日光下，颇显荒凉。但是，按照刘的构想，该地块将修建一栋小高层电梯公寓，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住房在80套左右，单价约2000元/平方米，比市面价便宜三分之一。

解决了产品问题，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凑足80名左右的合作者。以目前征集的意向合作人数计算，还差一半。

刘藏秦说，征集够合作者后，大家就共同出资，成立房地产公司，招聘专业房地产人员经营管理，随后的运作，一切以《公司法》为准绳，跟市场上成百上千的房地产公司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公司的股东就是购房者，产品开发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他看来，合作建房已经胜利在望。

然而，就在此时，来自其他城市同道者的消息，却让人无法乐观。

公司——合作，不能含糊

年前，合作建房在温州率先突破瓶颈，通过“招拍挂”顺利拿到了土地。然而，不久之后，温州房管局公开表态，认为合作建房“有一些做法是违规的，有些地方涉嫌欺诈”，一下将人们心头那点希望的火星浇灭。

这时，刘臧秦也面临着成都房地产业内人士和专家的质疑。一个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种个人合作建房形式，在监管和规范上还是一个政策空白，如何保证其运作的规范和安全？

刘臧秦认为，这次合作建房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主体是房产公司，一切操作均依据《公司法》。但这一点首先就遭到质疑。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蒋华东认为，这种形式不再是合作建房，只能叫“入股公司建房”，这次合作建房实际上只是借用公司的形式出现的，法人基础、公司的责权利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建房是建立在协议基础上，而不是法人基础上，绝对不能含混“合作”和“公司”两个概念。

蒋华东罗列了一大堆问题：

1、建设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由谁负责？

2、对于可能出现的半拉子工程，大家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3、房子建好后，如何分配？不同的楼层朝向，怎么定价？

4、合作建设的房子，如何再上市？

……任何一个看似细小的问题解决不好，都可能引起纠纷、诉讼、官司。

因此，蒋华东认为，政府应该对合作建房明确一些最基础的监管法规。比如说，合作建房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合作者若要购置多套投资，必须进行限制；对于交易的规则、税收等，政府也要明确出来；合作建房的组织机构、章程制定、集资方式及其管理办法、成本管理、风险防范以及房屋资源分配等等，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有初步的办法才行，这样才可能使这种住房保障的补充方式之一真正生长起来，实行起来。

专家：缺乏引导

然而，仅有监管者是不够的，在专家看来，当前“合作建房”还缺乏政策规划层面的引导。

合作建房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在世界上80多个国家，有10多万个合作组织。在一些国家，它甚至成为住房建设、销售和管理的主要形式。为什么在我国合作建房现在连初级阶段都算不上呢？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这些国家在政府政策、规划层面有积极引导。

蒋华东认为，相关部门在法律法规、土地规划、土地税收和其它优惠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安排和考虑，同时明确服务对象和内容。有了这个前提，合作建房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本报记者 伏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