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金国荣组织的乐队在表演。金国荣（右）此时是琴手。

重庆DV爱好者朱毅力曾用近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职业哭丧人》，他介绍，多数哭丧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七八百元。

7月7日晚，丧礼演出结束后，是观众点歌环节。胡兴莲换了花衣服，与演员们在台上又唱又跳，台下观者不时叫好。

这是乐队的创收环节，点歌20元一首。

据介绍，重庆的乐队，主要靠点歌赚钱。成都的乐队则靠演出费为主。据成都双流县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张建介绍，演出费一般一场一两千元，主要看乐队的水平和名气，高的也有上万的。

张建跟妻子金国荣共同组织乐队，妻子是乐队的哭丧人(成都方言为“吹吹儿”)。他说他们每月收入大概两千元。

当晚，胡兴莲的乐队点歌收了700元。每个队员110元，除去开销，她自己剩了130元。

入行

离了婚，一个人照顾父母和儿子，胡兴莲做营业员的收入无法支撑，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胡兴莲回到家已是深夜，她瘫软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她说这种表演太伤身心，表演哭丧的时候，“手脚经常抽搐，心里疼，两眼发黑”。哭丧也带来了后遗症，胡兴莲说一年多来手不时地发麻。

不过，胡兴莲已习惯了这样的表演，她自己统计，已为4000多名逝者哭丧。她现在哭丧时不再流泪，而是用声音和表情来完成。

一般，哭丧人会联想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流泪。职业哭丧人金国荣说，她第一次哭丧时很紧张怕哭不出，但想到自己其实怕死人还要表演这个，又想到创业艰辛，哭得稀里哗啦。

胡兴莲哭丧时也会先酝酿情绪，寻找逝者故事里能引发自己共鸣的部分，联想生活细节。实在哭不出来时，就用哭腔。

胡兴莲说，对于哭丧人，哭腔、掩面、跪地，都是增加表演效果的技巧。

这些，都是她进入板界以后总结出来的。

她曾是一名百货公司的营业员。1995年，她离了婚，要照顾上大学的儿子和患病的父母。当时每月工资200多元。她白天做营业员，晚上去餐馆端盘子。

“我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唱唱跳跳。”胡兴莲说，有次同事叫她去丧礼上唱歌，她去唱了三首，得了20元报酬。

20元，她有些动心。她对领队说：“你们觉得我行，就再联系我。”之后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她记得其实第一次唱板板时很害怕，当晚脑子里全是哀乐，一夜没睡着。她之前从不敢去参加丧礼。

朱毅力介绍，这一行当的人大多是下岗职工。

相比之下，成都双流县的张建、金国荣夫妇的入行，稍有些特别。

1997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他们邀请一支乐队演出，主持人边搓脚边读祭文，让张建忍无可忍。一个乐队成员告诉他们，扣掉成本，一场演出能赚近500元。当时张建夫妇每人月工资200元，有时还发不出。

他们决定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当时，当地的川剧团解散，演员们在街头卖早点、擦鞋。他找这些人加入乐队。

在重庆，2003年，胡兴莲下岗了，之后她正式踏入板界，成为一名职业哭丧人。“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做这个。”

职业

哭丧人彭英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胡兴莲有专门的哭丧服，她自己设计的。这些年，她的哭丧服有过很多变化。

川渝两地职业哭丧人多为下岗人员，月收入七八百元；依附“乐队”存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她说，哭丧后，她做过很多尝试。模仿电视里戏服的样子设计哭丧服，套用一些戏曲的段落，自己改词，做哭丧的歌。

她希望能让人记住自己，希望更多的人请她。

2003年，她的第一次哭丧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加上了动作，比如下跪之类的。”那次丧家非常感动，第一次哭丧，胡兴莲得了50元小费。

记住她的，还有乐队，“这能让更多的乐队请我演出”。

很多哭丧人，不唱《哭爹》，即使丧家给上千元小费也不唱，因为《哭爹》是把逝者当爹哭。胡兴莲唱。她说她不在乎这种丢人，“丢人的话，还请我们干什么？”

“哭丧是整台演出的一个节目。既然乐队收了钱，不管给不给小费，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胡兴莲觉得，哭丧人应该尊重自己做的事。

做了十多年职业哭丧人，31岁的成都人彭英认为，哭丧是要包含感情在里面。她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彭英15岁就进了板界。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送她学了这个。为此她还当过学徒。

现在的哭丧人一般不收徒弟了，收一个徒弟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哭丧人金国荣说，这不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她说，为了节约成本，乐队要求哭丧人除了会哭丧，还得会唱歌、演小品等。

彭英也说，哭丧人只有成为多面手，才能赚更多钱，否则养不活自己。

这需要快速的角色转换。哭丧时流泪哀泣，哭完之后，转脸便要调整情绪，进入下一个表演状态，很可能是逗人笑的小品。“从哭到笑，就像川剧的变脸”。

乐队晚上做丧事，白天有时还接喜事。大多数人会尽量不让人知道自己哭丧的身份。

胡兴莲说，因高强度工作转换，哭丧人很容易犯错。比如，在喜事上脱口而出“请新人入灵堂”。说错了话，不但不会收到钱了，还会挨一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