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外逼中印联手维权

纵观有关气候变化议题的谈判尤其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印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密切合作，已经成为近年来双边关系发展的一大亮点。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方面，某种程度来讲，中印的合作是被“逼”出来的。美国政府硬要把自己的减排与中国和印度的减排挂钩，摆出一副“中印不减我也不减”的姿态。尽管《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有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但美国仍然找各种理由要中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死死咬住不放。其实，《京都议定书》之所以不要求发展中国家强制减排，是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人类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应采取措施去应对，但历史上各国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相差却很大，发展程度的差距也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采取与自身能力相应的措施即是负责任的表现。美国为尽量少尽义务，采取转移视线的办法，尽可能将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和印度身上。实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打“气候牌”、“道义牌”，试图通过设置标准、垄断绿色技术、争夺话语霸权等手段，抑制、阻止甚至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生存权”，进而确保当前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千秋万代”。因此，中印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合理要求，并展开反击，要求发达西方国家履行先前的承诺，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另一方面，中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有强大的内部动力。第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人均GDP都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两国数量众多的贫困人口目前仍在温饱线上挣扎，许多人甚至还用不上电，这与发达国家民众“享受型”碳排放形成鲜明对比。现实决定了发展经济是现阶段中印最紧迫的任务，而要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碳排放在一段时间内的增加不可避免。合理的要求要喊出来，要让世界听到，要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众的理解，两个声音当然比一个声音更有力度。第二，借机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两国现在各产业科技水平普遍不高，对资源的消耗较多，总体来说与先进国家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为提升科技竞争力，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恰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中国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印度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都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中印要推进本国减缓碳排放的工作、适应已发生的气候变化情况，除了自身的工作，也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中印只能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力争取本应享有的权利。第三，历史上的友好合作起到促进作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反过来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印在古代的交往源远流长，近代又一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主。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两国就曾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开展过有效的合作。无须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印之间目前在某些领域还存在分歧，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对于加强两国之间的互信、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好感、解决其他问题大有帮助。

求同存异同舟当需共济

目前中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势头良好，可是也必须正视一些隐忧。比如，尽管在被西方国家批评时，中印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毕竟现在印度的碳排放总量不到中国的1/4（印度占世界的比例大约为4%，中国为近20%），人均排放量约为中国的1/4（中国约等于全球平均值）。因此印度总理特使希亚姆萨兰在2008年时曾表示，“印度肯定不认为自己是主要排放国”。这样的现实情况难免会给某些国家离间中印提供可能。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大国，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目前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明显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中国和印度作为核心，中印和则发展中国家和，可以有力对抗某些发达国家的不合理要求。中印不和则发展中国家集团四分五裂，不但两国的自身利益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利益更无从谈起，只会让一些发达国家从中得利。套用近年来形容中印关系的流行语，在气候变化议题的合作上，我们呼唤“中印大同”。(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