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如何培育诞生？
身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她面临怎样的压力？
《面对面》董倩专访生殖医学专家张丽珠，正在播出。
1984年，张丽珠成功培育出了我国大陆首例体外授精胚胎。接下来需要将受精胚胎移植到患者的子宫内，这是整个试管婴儿技术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步。
董倩：第一例把受精卵植回子宫的手术，是您自己操作的吗？
张教授：这起头的都是我自己，从头到尾。
董倩：这个过程难不难？
张教授：这个手术的过程不难，也是说比较简单，可是比如子宫倒后，你给这个管往后插，子宫往前就往前插，距离子宫底大概有一个厘米，当初到底应该距离多少厘米，还没有规定，后来知道，距离子宫底要一个厘米，因为怕注射到输卵管里面去，所以后来这个操作简单而细致。你别捅来捅去，结果会损伤了子宫内膜了。
董倩：您把受精卵植回子宫这样的一个手术，您做到第几例的时候成功了？
张教授：13例。
董倩：那为什么前12例都失败了？
张教授：这个我技术上没有差错，可是也很难说，胚胎的质量好不好，种的进种不进还要看内膜能不能接受它。
经历12次胚胎移植的失败，张丽珠用去了3年时间。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困境。
董倩：当时反复地没有成功，那段时间对于一名医生来说，恐怕心里上也是要承担相当的压力的？
张教授：我觉得我大概在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的困难，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也不那么平稳的，我觉得这是我承受的压力的一生当中的一部分。不断的有压力，不断的有坎坷的道路，不那么平顺。
董倩：您心里预期是做到第几例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妊娠反应？
张教授：随时都有可能。
董倩：您非常乐观是吧？
张教授：我没有悲观，/我觉得国外不得了，国外第一例试管婴儿，他们第41例说是妊娠转孕，阳性的，结果是一个宫外孕，他们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继续做下去，做到102例才真正的怀孕了。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董倩：您做了12例受精卵植回子宫，那么那12位妇女都没有怀孕，您怎么跟她们解释？
张教授：他们都有思想准备，我说成功是少数，我们都尽心做了，现在看起来都好，可是不见得就会成功。成功百分率最后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几，这些我都得交代，不然你说给我做试管婴儿，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都怀不上孕呢？
董倩：都能理解吗？
张教授：这个没有，除非不讲理的病人。
1987年6月，张丽珠做了第13例胚胎移植手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患者出现了妊娠反应。
董倩：那位患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张教授：就是郑桂珍，甘肃来的，她其实条件不怎么好，她来的时候已经38岁了。我就说超过了37岁，平均说起来，卵也不多，卵的质量也不好，我就是说用开腹取卵的同时，取卵，就是这个办法，那么穿了四个卵泡，得了四个卵，四个卵都受精了，都形成胚胎了，都种进去。
董倩：出现了妊娠的反应，您一定觉得喜出望外？
张教授：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可是不等于说就真正成功了，最后这个病人就一直住在北京，我们一直在观察，反正这个算是这个首例，首例临床妊娠。
郑桂珍因为输卵管阻塞，结婚20年来饱尝无法生育之苦，让她没有意料到的是，这一次手术圆了她为人父母的梦想，迎来了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
[与嘉宾在档案室现场交流]
董倩：所有的资料都是在这儿吧
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是在哪一年？
张教授：1988年的3月10号出生。
董倩：都有记录是吧？
张教授：都有纪录。
在北医三院的病案室里，依然保存着一份20年前的病例记录，清楚地记载了我国内地首例试管婴儿的整个孕育过程。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给来自甘肃的不孕患者郑桂珍做了开腹手术，共取得了获得4个卵子；
6月25日，卵子体外受精成功。
6月26日，张丽珠给郑桂珍做胚胎移植手术。
7月10日，郑桂珍出现早孕反应。
1988年3月10日，张丽珠为郑桂珍做剖宫产手术。
董倩：为什么不是自然生产，而是剖宫产呢？
张教授：因为这个孩子特别的宝贝，年龄这么大，好不容易怀上孕，这个生殖生产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合并症，也许什么头出不来，做产钳的什么，临时改变反正，说不定小孩受到一些什么影响，或者是头颅有些损伤，做产前措施，不采取这些方案，所以就是要选择剖宫产，这个剖宫产不等于说她一定生不出来，即使在这种前提，这么一个宝贵的孩子就进行选择性剖腹产。
董倩：张教授在等待这位患者怀孕生孩子的过程中，您心里面有没有多多少少的担心？
张教授：我不担心，我真是没有什么担心，可是到临时要做剖宫产的时候，我有点儿，万一说小孩生出来有畸形，什么豁嘴、兔唇，当时记者都围满了在那儿，一出来，赶紧拍照，一下子就拍进去了，稍微心里头有这些负担。
董倩：那出现一种畸形的情况的机率有多大？
张教授：这个很多人做过研究，自然怀孕生产和做这个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这么来分娩的小孩没有什么差别，畸形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生出孩子跟自然怀孕生的没有什么差别。
董倩：但是为什么您当时还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担心呢？
张教授：这个是万一，万一会出现。
董倩：如果万一会发生的话，后果又会是什么样的？
张教授：那当然非常不好说，你们做的试管婴儿都是畸形的，因为第一例被大家都看见了，都想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结果一出来畸形这个影响非常不好。/可是一切顺利，出来，完全正常，哇哇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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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倩：这位试管婴儿的母亲她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教授：生完这个孩子护士长就抱给她看，她还躺在床上，她就哇哇大哭起来。
董倩：那位母亲？
张教授：这位母亲就哇哇大哭，然后父亲等着门口，孩子出来了，就满是点头，说谢谢谢谢。
董倩：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张教授：反正我觉得挺高兴，/这个妈妈高兴，而且这个试管婴儿也都挺正常的，为我们国家开了这个一试管婴儿的例。
试管婴儿技术的新发展，带来怎样的争议？
从事试管婴儿研究20年，她在追求什么？
《面对面》董倩专访生殖医学专家张丽珠，正在播出。
因为培育了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张丽珠被称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她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希望，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试管婴儿这项新技术依然不能够被社会所理解。
董倩：第一名试管婴儿落地之后，当时您有没有听到社会上的反应是什么
张教授：很多人不理解，试管婴儿母亲她呆在北京，大概有两个多礼拜，然后我们就送她回去，给她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车，给她开了后门，不经过一般的铁路上的站上火车，然后就有一个老大娘，有一个老大爷是管这个后边的铁门的，然后他说，这是试管婴儿，说让我看看这试管婴儿怎么回事，看看，这试管婴儿出来这么大的孩子，所以当时也不理解，以为就是直接从试管里出来的。
董倩：您作为医生，愿意跟更多的人去解释，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什么是试管婴儿吗？
张教授：这个一个是对我们来的病人我们解释，另外我也写很多的资料，那些报纸上也有发表了，我只能做到这一步，可是有人不看报，有人不想知道他还是不知道。/ 00：59：57当时第一个试管婴儿生了之后，那个电视就出现这么一个镜头，当然那个时候非常的热门，说试管婴儿，他们都不懂。这个老大娘在骂，说他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从医院回来，生了孩子是一个试管婴儿，这个老大娘就说这不是我们的孩子，叫她滚出去。这个镜头都有，一个是不了解，一个是好像是别人的血统，当时我觉得心里很受压抑。
董倩：您是一个走在最前面的个人，身上承担的压力肯定是有的？
张教授：我就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还是一直做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满足病人的需要，病我觉得经常这个在医疗过程当中病人得到挽救，病人的肿瘤什么的，得到了治疗，很多的病人都跟我说过这个话，说是你救了我的命，是你给予我的这个生育的权利，反正我觉得当时我作为一个医生，也就是这种心情。
在培育出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之后，张丽珠继续着她在试管婴儿技术领域的研究。1992年，她培育出了我国大陆首例赠卵试管婴儿，因为需要借用别人的卵子来生育自己的孩子，这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董倩：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已经偏离试管婴儿原有的含义了？
张教授：一般的试管婴儿是自己的卵，自己的精子，现在为什么要赠卵，我就举一个例子说，就是有一个校医务室的一个大夫，她原来生活很美满，家庭很好，她儿子上大学的时候车祸死亡，她那阵已经40多岁，她悲痛得要命，她说我怎么样我想自己生个孩子，所以就给她赠卵了，结果她真是觉得太满意，太感谢了，所以赠卵是从她自己肚子里头生出来，虽然没有自己的血统，可是对她来说，比不能生要好得多，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就举这个例子，有人就是非常想生，结果不能生，年龄太大了，没有卵了，有病了，卵巢拿走了，自己没有卵，只好用别人的卵。
董倩：和当时的这种社会心理的接受程度，您觉得会不会有冲突？
张教授：这种赠卵，我们一般都给保密的，保卫病人的隐私权，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一般都不对外宣传的，记者要来看她，我们拒绝进去看，他要想给这个无卵，无精人怀上孕了，生自己的孩子，想给他做报道，我不允许他们进去看
董倩：那您作为临床医生，要不要考虑自己所进行的实验和伦理方面会不会产生冲突？
张教授：我们都要考虑，所以我们等于是跨学科、基础、临床、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都应当知道。
董倩：您在伦理学方面，从这个角度是怎么考虑的？
张教授：我觉得是有伦理学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让这个父母，让孩子认识这个问题，/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应当告诉他们，你的遗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做很细的工作。
在张丽珠的推动下，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2002年挂牌成立，发展到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我国内地首屈一指的试管婴儿技术研究基地。
(张丽珠在手术室讲现在的流程)
董倩：您看从198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呱呱落地，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了，那技术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张教授：像试管婴儿就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技术。在这个基本技术以上又延伸了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赠卵、代孕，或者冷冻胚胎，那么在显微操作上，也有一些改进，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能做了，比如在显微镜下做单精子、卵巢、就是卵子的包浆内注射，还有就是种植前的遗传学诊断，这都是比较高的技术。
董倩：您感觉这个社会对于试管婴儿这样的一个20年前的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张教授：我觉得过去找我们来治疗不育的不多，现在真是，我都觉得完全应付不了，我说从前一年做个32例，第一年做32例成功了两例，以后逐年的增加，你说现在一年3800例。
(张丽珠从生殖中心过道穿过人群)
张教授：你看外面堆的病人，我觉得真不应当这么做了。
董倩：那应当怎么做呢？
张教授：我说这个承受不了了，我觉得不应当，应当更多的中心成立，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我看了这么多病人，堆在用道里，我们不应当接受这些病人，条件不够，你怎么接受，首先你得有条件，这么不好的条件，让病人也受苦，这个可能也会影响效果。
目前，经过卫生部批准从事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了100家。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患者凭借这项技术实现了为人父母的心愿。
董倩：社会对于试管婴儿的这种认知程度，接受程度，您觉得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变化，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您跟我说很多人都是匿名来您这儿做手术的？现在呢？
张教授：现在我觉得他们也并不见得愿意暴露身份，可是我们的要求是这样，你给我出生证，就是我才收你。
董倩：为什么，张教授您觉得这些人到这里来进行手术的时候，不愿意用自己的真名，那么到现在他们对试管婴儿这个东西还心存障碍吗？
张教授：还觉得自己不能自己生，在人的面前有自卑感，这种不能生育的人，人家有孩子，我自己不能生，自卑感，但是不能做试管婴儿，两个人感情就破裂，那么现在就觉得，自己不能自己自然的生，到底跟别人不一样，在这方面有毛病，特别不愿意暴露，在性的方面，生殖的方面有缺陷，好象不愿意暴露。
董倩：那您觉得是不是最终会过渡到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能够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这些试管婴儿，会有这么一天吗？
张教授：我觉得会有变化，因为很多国外的情况就不一样，比如像芬兰，路上走的孩子，10个里头有一个就是试管婴儿，像外面独生夫妇的孩子，对婚姻的看法也会有改变，对生殖的看法也会有改变，这个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净化等等，很多的社会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今后对于试管婴儿也会有更大的不同的看法。
(庆祝试管婴儿20周年活动现场)
1998年，张丽珠从北医三院妇产科退休，担任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虽然年事已高，她依然会经常来到生殖中心做指导工作。从事试管婴儿研究和临床工作20年来，张丽珠亲手培育出生的试管婴儿就有300多名。
董倩：您跟他们都保持联系吗？
张教授：我觉得对他们很关心，当然比较的关心一些。可是我跟他们并没有联系，并不是个个都联系，只有个别的他们找我，或者特别的愿意跟我接触，/有一个特别愿意跟我联系的，/也是搞这个医务工作者，搞保健的，三胞胎那个，他自己三个女儿，/当时就生了三个女儿，我们也有点害怕，说将来这么多，增加负担，结果他们克服了困难，还满处写文章，有人要他其中一个女孩，给他多少多少钱，好像几万块钱给这个孩子，算他的，他不肯，他这三个孩子培育特别精心，而且就是说，他怎么克服困难，没有床，掉一个篮子，在墙边上，然后他对这三个女孩非常的重视，这三个女孩已经10几岁，会唱歌，会跳舞，这次来了还表演。
董倩：他们的一切是不是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张教授：没有人对我抱怨过，说他们不好或者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
董倩：您觉得自己在感情上，跟他们有没有特别的联系？
张教授：我觉得真是说起来，还不是你说像不像亲生孩子。
董倩：但是是经您的手把他们带到人世间的？
张教授：对，只能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只是这几个个别的家庭，我觉得这一门科学还是更重要的。
董倩：您今年已经87了？
张教授：对。
董倩：那么当您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段工作呢？
张教授：我这么回头看，我觉得我的确也不容易。因为的确那个时候，这个精神压力那么大，条件那么差，我居然能够坚持下来，我回头再看，我觉得也不容易，可是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做事情就是一直做到底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稀奇。
主持人尾语
20年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生的试管婴儿已经有3000多名，在全国的范围内，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万，在一些欧洲国家，试管婴儿占到全部新生儿的比例甚至已经达到了1%到3%。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试管婴儿虽然说它的数量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这项技术给全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恐怕还是刚刚开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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