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中登公司统计周报显示，上周A股持仓账户数突破5000万，创出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认为，A股持仓账户历史上首度突破5000万，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参与群体规模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也反映出市场投资总体氛围进一步成熟。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末，两市股票账户总数升至13500.88万户，其中有效账户数为11488.26万户。 中新社发 任卫红 摄

《中国符号 改变世界》之二：A股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的国庆特别报道《中国符号　改变世界》。

一些有经验的股民他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在股市开盘前先了解一下昨晚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的情况。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专业投资者，他们在开盘前也会关注中国A股的情况。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影响世界的中国符号“A股”。

2009年8月31日，中国A股出现了罕见的暴跌，上证指数下跌6.74%,深成指下跌了7.55%，下跌的原因是市场传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调整。没有想到的是，中国A股的暴跌随即引发了全球股市纷纷跳水，恒生指数跌幅高达4.84%，其他亚太主要股市也大幅下挫，稍晚，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1.7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6%，欧洲各主要股指跌幅也在1%左右。A股暴跌，不仅拖累了全球股市，也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收低，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期铜的跌幅超过4%。国际知名财经媒体路透社发表评论认为：目前国际资本市场受A股的牵动越来越明显，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全球股市都要看A股的脸色行事。

然而在二十年前，A股从刚刚萌生一直到它发展的初始阶段，几乎没有什么外国投资者对A股投过关注的目光，因为这是一个太不起眼的股市，股票只有廖廖几只，每天的交易量小得可怜，当时在中国只有几家报纸才刊登股市行情，而且无一例外都放在报纸版面的角落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不关心这个股市，更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后A股就迸发出了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力量。

(1984年 上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部分国有企业开始以股票形式筹资，并公开向社会发行，新中国的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悄然诞生。不过，跟那时蛤蟆镜、喇叭裤一夜之间就风靡全国相比，A股的开场显得非常落寞。

周正庆：“我们股市搞了以后有相当长的时期，曾经认为买股票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周道炯：“当时谁不敢买股票，是党号召买股票的，我不带头买，人家不买。”

但是也有少数人凭着敏锐的财富嗅觉，成为中国股市的第一批弄潮儿。1986年9月，飞乐音响经过两年试水之后正式上市，100股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黄大耀：“我就专门管钱，当时那个钱还不敢背着，抱着，背着肩膀抱着它，不敢离身，怕人家抢。”

1986年12月，国务院正式放开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年底，邓小平在接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时，特地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当作礼物送给了他。这个举动，无疑是给交易市场外面徘徊的人群，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黄大耀：“一早3点钟排队去买，在外边等着。”

记者：“三点钟，天还没亮了。”

黄大耀：“有些零点都有啊。

(1990年12月19日)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声开市锣响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资本市场。

周正庆：“我到黄浦江畔宣布了上交所的成立，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好多记者提出好多资本市场好多问题，朱镕基就指我，他是专家，你有事你问他，当时我也很尴尬，因为我确实有些东西不了解。”

那一天，已经有两年股龄的股民黄大耀，幸运地领到了上交所一号股民证。

黄大耀：“当时一开门，排十几行，那我那一排，那个小姐手脚快，一下就给我办，所以办了个1号，

上交所开业之初仅有8只上市股票，人称“老八股”，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市股票也仅有6只。屈指可数的十四只股票，在火热的投资热情推动下，价格一路高涨。

黄大耀“一买就涨，那是火热的时候，就跟现在牛市一样，东北电那一年不就是大涨，我卖早了，半个小时，一下一个桑塔纳就没了。”

为了控制股价疯长的局面，有关部门出台措施，要求必须拿身份证购买认购证才能买卖股票，这个措施引发了当时借身份证炒股的火爆局面。

周道炯：“有的人要买到农村就把身份证，你身份证给我用一下子，我给你几毛钱，一块钱。”

谢贤清“一个身份证买一张，而且要排队，排三天三夜都拿不到，好多都没买到，我都拿了60、70张身份证，只买了30多张，我还买了新高价5000块一张的。”

此时的证券市场，交易所，证券商和过户公司，三足鼎立，没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管，股市黑幕渐渐浮现。

深交所第一任所长王健：“证券商在那儿独立运作，虽然在交易所报盘，他随时自己改盘，改什么的，改啊，改写啊，他把那个，他亲戚朋友或者他的，自己的股票，如果上午买的，下午股票掉下去了，他把下午和上午改过来，把那些老百姓的那个改高了。”

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一部可以执行的法规，如何处罚舞弊行为，当时的监管层非常挠头。

王健：“我只好给它停牌，我就让你别在我这儿上班了，你立刻滚出去，结果，所有的人都来求情，包括我们市里的，那个有些市长，然后我们人民的行长，还各行的行长都来求情，我说你求什么情，不行，我说让停业，就让停业，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这么干了。”

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1991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一则声明，却无意间扭转了股市的走向。

王健：“意思就是说这股市这样做的不行的，而且市盈率太高了，风险太大了，这么连续发了几个文章，这一下把股市就砸，一砸就是熊市好多年。”

股价一落千丈，股民齐聚市政府抗议。

王建：“有一天居然一股没交易，这是，这别说中国证券史，世界证券史都没有说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居然有一天是没有交易的，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到底是出手救市还是任其自由发展，监管层形成了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

王健：“我会上就急了，拍了桌子，一拍桌子，突然一下就不行了，心梗发作了，市里就决定给两个亿，给两个亿救市。”

当股市起起伏伏的同时，也一直为姓资姓社的争论所困扰，1992年，大踏步前进的中国A股失去了方向。

周道炯：“谁能谈股票，股票能谈吗？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周正庆：“有一段正式规定，公务员处长以上不准买股票，买股票就是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