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一早，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沈联涛刚忙完新书《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发布活动，匆匆赶往首都机场。对于每个月仅在中国内地停留一周左右时间的他来说，这周由于有新书发布活动，行程显得格外紧凑。利用其前往首都机场的短暂时间，本报记者有幸对这位亲身经历过两次金融危机且身兼要职的长者，就金融危机等话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
严格监管是必要的
上海证券报：此次金融危机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严格监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严格监管的措施是必须坚持的？
沈联涛：严格的监管是必要的。但也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监管。如果监管得过度，完全堵死了创新，肯定不好。所以监管者的大难题就是要衡量这种两难，不可过度监管。正如我在书中所阐述的，对金融创新缺少监管是目前危机产生的症结所在，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断言所有金融创新都一无是处。只要新的金融产品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它们就可以在场外进行交易。但是一旦这些产品达到某种规模，就应把它们列入净额结算安排，监管交易对手风险和杠杆水平。私人账户适度不透明是对的，但是对于保障公共金融健康而言，透明和监管是必要的。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不可分割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当前各国采取的货币政策？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何时能够退出？
沈联涛：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流动资金，各个国家的央行谁都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大量热钱就进来了。以前的药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很多地方都是两难。
对于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问题，格林斯潘的态度是，货币政策不应该关注资产价格，因为这不是央行的问题，央行可以控制CPI，但不应该关注资产。但我认为不能这么做。因为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是有关联的。难道可以说，信贷风险跟流动性风险是可分割的、独立的么？危机一来的时候，两者是完全关联的、分不开的。
现在欧洲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两年前大了差不多2-3倍。因为银行系统的失灵，导致这些中央银行去代替银行给企业部门直接贷款、给消费者贷款、买垃圾债券。当中央银行深陷其中的时候，它怎么退出，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退出来过早或太迟，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跟股市一样，你出来得太早，可能你就没有赚钱，但是避免了风险；出来的太晚，你可能就是最后接盘的、最惨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博弈。中国的货币政策跟其他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要共同退出、共同进入。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一举一动，别人都在看。人家会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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