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瓶颈之难破解从2004年以来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锁定“三农”可以看出。对于9亿农民，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可以多养几十头猪、多承包几片竹林，甚至对于一些贫困农户意味着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

　　所幸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定位立足县域、面向“三农”，将承担服务“三农”骨干和支柱的角色；邮储银行去年3月挂牌后，通过渗透至乡镇甚至村的网点发放小额贷款；农信社依然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经过2003年以来的首轮改革后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市场如活跃的“鲶鱼”搅活了整个农村金融市场。

　　对于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陈剑波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市场格局尚在形成过程中，在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哪家机构先发育出贴近农村客户需求的多元化金融产品、信贷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将来这家机构的市场份额就会大，落后一步的机构就会失去市场优势。

　　对于客户分散、经营成本高、风险大的农村金融市场，陈剑波认为，必须鼓励创新，打破银行原有的框架体制的束缚，“如果在现有城市业务的信贷制度、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做农村客户，风险控制就没法做。”

　　在农行县域支行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看到了担保抵押制度和信贷体制方面一些新突破。安徽广德县支行行长宋志明说，试点中，信贷审批权限已经开始尝试从二级分行下放至县支行，缩短信贷审批流程。

　　当然，在鼓励多种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同时，还应该对这些机构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以保持商业上长期的可持续。

　　对此，农行安徽分行行长顾正宇颇有体会，他说，不可否认，农村金融业务运营成本高、利润率比较低，希望国家在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上为农行服务“三农”提供一定支持，例如，农行农村业务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是否可以低于城市业务，以增强“三农”业务的盈利能力。

　　目前，农信社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政策，中西部地区农信社免征企业所得税、东部地区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由5％降至3％。

　　此外，农村贷款业务风险高是金融机构公认的，而且农业生产保险体系尚不健全。对此，顾正宇建议，对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指标设置应有别于城市，“是否可以将每年新增不良贷款率不超过1％的指标适当放宽”，对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坏账也应该有免责条款。

　　对于外部扶持政策，有关人士还建议设立农村信贷发展基金，按金融机构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对中西部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贷款和农村小企业贷款，提供2%~3%的风险补贴，或作为对借款人的奖励补贴基金，按照农户和农村小企业的还款记录进行奖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