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像大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通胀高压。今年前两个月，中国CPI连创11年来新高，2月增幅达8.7％。政府试图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与抑制通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3月31日出版的2008年第7期《财经》杂志报道，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与会的多数专家学者均认同，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胀问题更多受到输入型因素的影响。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演讲时称，“中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它是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内部政策。他认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并不会对现在的通胀情况会有特别大的效果。“中国不能再用传统的单一模式来治理通胀，而需要一个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

对于中国应对通胀的有效政策组合，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出，最重要的政策措施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他表示，相信中国政府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会让人民币汇率比过去几年更快升值。

斯蒂格利茨称，现在确实应加快人民币汇率调整。“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消除或者是减缓通胀压力。”他并补充，要关注信贷的有效分配问题。对于信贷的控制和限制，应关注究竟是谁获得了银行的信贷。他认为，现在人们过多关注不同措施对于信贷分配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而忽略了整体信贷供给本身。

　　而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美两国利率政策的相反走向，可能加剧海外热钱或游资进入中国。斯蒂格利茨建议，如果还要有加息的行动，须采取额外的措施限制外资流入，比如对资本征税。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通胀的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宏观调控没关系，因此紧缩货币政策不会把农产品价格降下来。目前的解决办法是适当增加农产品进口，政府亦需要增加一些库存。现在的农产品供应出现短缺，是因为决定生产时的价格太低。

　　“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刘遵义教授向《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胀的平衡点，就在于防止出现滞胀。“美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中国没有。”

　　美国经济与外界，特别是新兴市场是否“脱钩”（decoupling）一直是经济学家的争论点。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次。美国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恢复和复苏过程。他批评美国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规模太小，来得太迟”。他并预计明年会有220万美国人因失去住房抵押权而无家可归，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间，次级抵押贷款将进入还款的高峰期，而这对于市场的冲击将不言而喻。

　　“期望中国经济与美国‘脱钩’不太现实。” 斯蒂格利茨称，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将会放缓，但这对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会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而刘遵义则较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被美国出现的问题所影响”，理由是，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与GDP比值不到3％，中国每出口1美元，实际上国内的增加值只有17％，也就是17美分。尽管现在中国某些地区，尤其是依赖对美出口的地区，感到压力很大，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可能只会下降0.5％。”刘遵义就此影响作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