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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不多”的钱袋子“越存越少”，这在老百姓普遍反对利息税的原因中颇有代表性。以2004年为例，当年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25％，通货膨胀率则为3％，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年初存了100元钱的话，到了年末扣除利息税后，拿到手的钱只能买到年初98.8元就能买到的东西。经济学家宋国青当时撰文调侃道，“存款者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负收入”，“还要对利息征税，并且叫做‘所得税’，活生生将人家的赔钱故事说成挣钱故事。”到了2006年，情况变得稍好一些，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52％，通货膨胀率约为1．8％，扣除利息税后，实际利率只有约0．2％。

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觉利息税不合理，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但凡缴税，总会减少一些收入，有抱怨在所难免。那么，从更为宏观、抽象的角度看，利息税又是否合理呢？

1999年，政策制定者雷厉风行地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恢复征收利息税，当时的初衷是：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赶”出来消费，同时也调节收入差距。8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这些初衷，有的显然没有达到，有的则争议不断。

尽管对于利息税的存废，不同学者、不同利益群体存在不小的争议，但大家却一致同意：利息税没能把钱从银行里“赶”出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2000年1月份，居民储蓄余额超过6万亿元，2001年8月突破7万亿元，2004年则超过12万亿元，而2006年达到16.2万亿元，储蓄的增幅远高于GDP的增幅。在本次调查中，43.3％的人认为，利息税对自己的储蓄计划没有影响。

针对利息税的争议在于，利息税能否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它究竟是“劫富济贫”还是“劫贫济富”？如果取消的话，究竟是谁受益？正如吴敬琏在两年前的两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取消利息税的想法最早由翻译家、文学家杨绛提出，“利息税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一些人认为，利息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中低收入者。这是因为，越是富裕的人投资增值的渠道就越多，如买房买车买股票、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甚至直接将大笔资产转移到海外。与此相反，对于中低收入者，不论利率如何变化、利息税怎样征收，也不愿把这些救命钱用于日常消费，更不敢拿积蓄去冒险直接投资。事实上，早在政策制定之初，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考虑到中国普通百姓单一的理财习惯，对利息征税并不合理。

在本次调查中，90.4％的人认为“利息税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87.9％的人认为征收利息税没有起到调节收入、缩小差距的作用。

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尽管中低收入者也交了一部分利息税，但总体而言还是高收入者交得多。因为根据银行界的“二八定律”，实际上20％的高收入者握有80％的存款，他们才是利息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如果取消利息税的话，实际上是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此外，在1999年开征利息税时已经明确，利息税收入集中用于中低收入者，即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补贴、提高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标准，以及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让人们对于利息税有着不同的意见。在调查中，78.8％的人认为应该彻底取消。19.9％的人则认为，可以保留这个税种，但是应该设一个起征点，规定总存款在一定数额以下的可以免征利息税。事实上，现在同一家银行已经可以根据身份证号将同一个人的不同账户相互关联，以目前的联网水平，设起征点在操作上应不难实现。

其实，无论是“取消派”还是“改革派”，在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源于对事实的判断：即在目前高达1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中，中低收入者究竟占多大比例，利息税的主要征收对象究竟是谁。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争议双方似乎都没有确切把握和数据支持。甚至就连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对于全国庞大的存款数额，富人的存款占了多少没有测算，因而取消利息税的利弊无从评估。

在过去的2006年，储蓄利息税一共征收459亿元。对于去年3．93万亿元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而言，459亿元可能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对于一些被分摊到的家庭，却可能意味着每天要少吃一个馒头，或者少买一些文具。当日雷厉风行出台的利息税，今天无论取消、改革抑或是维持现状，首先必须做的是，根据事实和数据（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预先了解：究竟谁会因此受益？（唐勇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