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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建设反腐败的路径选择反思
历史地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反腐倡廉建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党要继续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防止执政后被糖衣炮弹打垮。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加强党风党纪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走的是加强学习教育或开展群众运动的路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中认识到,再也不能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反对腐败成为一个特别受重视的选择。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特别强调,克服这些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333页)
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全会,都把反腐败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些口号表达了党和国家反腐败坚定决心。十四大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利益格局重新调整,腐败现象走向高发和多发时期。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腐败要求,1993年初合署办公的纪检监察机关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倡导以制度建设来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
通过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来预防自身腐败,是党的优良传统,永远值得弘扬。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带来执政者面临复杂而严峻的考验,决定了反腐败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作为执政党,反腐败斗争就要处理如何防止和抵制干部权力“寻租”以权谋私问题。不反腐败,就经受不住考验、站不住脚跟;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反腐,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单靠教育和干部自律,成效也不明显;西方的权力制衡模式也不可能是中国政治现实的最佳选择。因此,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有效合力和良性机制,才是最好的正确战略决策。制度建设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这其中包含的意义应当是,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制度和制度建设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任何制度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包括制度控制的对象和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而人本身和人的行为是相当复杂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照某种法规、制度就可以有效管理。制度治理确实能够体现出稳定、标准单一等优势,但同时却也容易滋生一些相对负面的东西,比如长期的“制度至上”或者过于繁多的制度,往往容易导致一种相对异化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陷入一种对象化的应对状态,而不是交流和对话的状态。而且,即使非常严格、完善、周密的制度设计,也无法避免一些人刻意地钻空子。应该看到,因为制度繁多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和变态心理,在现代社会已经有所显现。更应该看到,建设反腐倡廉惩防体系,除制度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有效的规范性因素存在,比如道德,比如社会习俗,比如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在重视制度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发挥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参见阮占江:要制度但不要制度万能,工人日报2004年3月18日)值得一提的是,反腐败斗争要培养每个公民的廉政意识,形成国民崇尚廉洁的整体政治素养和社会政治文明风尚,这是制度建设和实践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开展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陈锋专栏 作者单位: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