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曾将货币循环分为产业循环和金融循环。货币的产业循环是指为了支撑经济社会中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而投入使用的货币量。货币的金融循环是指用于资产运作的货币量。显然，从需求角度出发，“流动性过剩”对应的不是履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量过多，而是具有价值贮藏职能的货币量过多，不是在实体经济运行中流通的流量货币过多，而是存在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活动不相关，没有直接作用于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存量货币过多。

从内部看, 我国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 又处在人口红利期,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经济的强劲复苏、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 使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强烈, 也会导致全球资金回流我国。这些因素使流动性过剩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常态。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那么政府则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和表现形式，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扩展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货币政策应将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纳入调控范围。

时下人们最关注的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是尚不稳固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屡创新高的货币投放，货币政策转向面临两难境地，然而从降低经济复苏成本的角度考虑，货币政策调控必须要有前瞻性，面对新一轮货币泡沫的包围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考虑到M1和M2传递到CPI上8～12月的时滞，央行就此时应该小幅回收流动性，平滑资金供应并相应地减缓信贷扩张速度，稳定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避免到时货币政策过度调整的风险。

从历史经验看，央行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特别存款、窗口指导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 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对于流动性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例如应着力解决投资-消费—储蓄的结构性失衡、解决金融资源集中化，投资渠道与工具匮乏，科学引导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投资等，这不仅是舒缓流动性的问题，更涉及到中国平衡发展，为新的增长积蓄力量的深刻思考。（张茉楠专栏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