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都市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和城市化问题。中国发展门户网图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当前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成都市目前推行的“三个集中”和城乡统筹规划与机构改革、体制创新是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借鉴意义。

世界各国由于国情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从本质上看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人口大量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城市转移；二是城市的文明向农村的扩散和延伸。中国的城市化一方面要解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还需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是实现城市的文明向农村的辐射和扩散，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城乡一元的现代化结构，这就是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包含有以下多方面内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五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在我国实现这种“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追求的目标。

成都市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国家副省级城市,虽然城乡之间地理距离很近，但经济社会落差很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寨寨冒烟，带来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国情在成都市也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0.8亩；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普遍存在，对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形成很大的障碍；同时，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此外，还存在着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成都市委和市政府认识到这些问题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而且极大地限制了成都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都与城市化滞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另外，他们还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土离乡，向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三个集中”是成都市推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实践活动。

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据，即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政策措施一体化。把“三个集中”原则，在规划思路中加以贯穿，将城乡统筹的思想在规划中加以体现；把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优化城乡互动的产业形态，构建城乡融合的发展空间，在规划管理中加以落实。它们充分体现了城市文明向郊区和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延伸，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机制。

因地制宜、走多样化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实践证明，盲目模仿、照搬是违背科学发展的做法，只会以失败而告终。成都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根据各区县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并不强调按照一种模式去发展，而是强调各地要根据各自的实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强调在有条件的地区重点推行“三个集中”，对于暂时不具备“三个集中”条件的农村地区，则积极发挥城市支持农村的作用，大力实施“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扶贫开发”三大工程，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落实农民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强调宜聚则聚、宜散则散、以聚为主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要求保护当地的文化传统，在农民居住区的建设上，一些地区保留了当地四川民居的建筑风格，避免了全国其他地区出现的“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现象。因此，才有了锦江区的“五朵金花”、“永康模式”、“温江模式”、“双流模式”、“青羊模式”，从而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的局面。

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是实现城乡一体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还有城乡二元的制度建构。制度的障碍是全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难题，要实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发展，首先要求我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不断地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破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向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