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前不久，张维迎又就“什么改变中国”的话题，接受《权衡》杂志的专访。本刊略作删节，以飨读者。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

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