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在江西上饶、吉安等地采访时发现，随着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梯级转移，一些重污染企业乘机进入部分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忽视环保，引起农民强烈反感，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部分农村地区的上访热点。基层干部和农民呼吁，遏制东部污染企业“西进下乡”刻不容缓，强化农村环保建设，必须强化农民的话语权。

东部严打，城市淘汰，污染“藏”进农村

近年来，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提出“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大量工业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给这些地区发展带来了机遇。为防止污染转移，江西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环保问题，明确禁止引进一些重污染行业，原有污染企业也逐步从主要工业园区淘汰出去。但这些污染企业却转而“潜入”农村，对农村生态人居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污染企业都有意“躲藏”起来，要么躲在一些县乡小工业园的角落里，要么就单独隐蔽在偏僻的乡村中。吉安市青原区富滩工业园区，虽然位于105国道旁，但有明显污染排放的企业都地处园区“深处”，除非熟人领路，沿园区大道很难发现，造纸、化工等污染企业甚至远离园区，紧靠山清水秀的村落。德兴市中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来自我国知名的小化工企业聚集地———浙江衢州，工厂气体污染严重，但地处偏远农村山区，三面环山，一面朝水，离泗洲镇政府也至少有5公里以上，很难引起外人关注。吉安县董氏造纸企业甚至躲避在偏远的村庄角落直接排污，在当地形成了一片罕见的“污水沼泽”。

记者对吉安市青原区富滩工业园、泰和县沿溪纸业城、永丰县工业园区的约20家造纸企业进行暗访，均看到了多个“壮观”的排污口，成百上千吨散发着恶臭的黑水，浩浩荡荡地排入赣江，触目惊心的泡沫在江面上延绵数千米。峡江县雄狮纸业甚至直接将排污口设在赣江边上，用竹篱笆在江面上围了上百平方米的隔离带，把易引人注意的污染泡沫圈在其中。据了解，这些污染企业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以吉安市为例，2005年全市共有41家造纸企业，其中约有3/5来自浙江和福建。

目前，东污“西进下乡”的现象仍在继续蔓延。中科化工负责人介绍，由于当地村民反对，公司已经耗资300万元，将污染最严重的一个项目转到内蒙古偏远地区生产。

农民不堪忍受，频繁上访断路

由于这些外来污染企业多选址在山美水好的农村，排污口设在沿河沿江位置，造成的污染特别显著，对农村的生产、生活及人居环境的破坏尤显突出，引发了群众的强烈抵制。

自从2003年中科化工迁入德兴市泗洲镇以来，该镇张家畈村村民朱振彬种了6年之久的2000多棵果树，已有四成死亡。村民包文长说：“现在集镇上一听是沽口村的蔬菜水果，就没人敢要。”在吉安市青原区富滩镇富滩村，曾任当地中心小学校长的郭绣魁告诉记者，镇上至少有5头耕牛因为误喝了被小金属厂和造纸厂污染的泷江河水而中毒死亡。

与德兴这家化工厂一河之隔，就是素有“中国最美丽农村”之称的婺源县太白镇。太白镇街道居民纷纷向记者抱怨，一年四季生活在刺鼻的气味当中。太白中心小学就曾发生数百名师生因闻到气味头晕呕吐的污染事件。而吉安市富滩村的村民们再也不敢到泷江河里游泳、洗衣和取水了。13岁的郭道均告诉记者，在2005年夏天，他在河里洗过两次澡，每次身上都会出现大片红斑。

更可怕的是，村民的基本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郭绣魁告诉记者，靠近河岸的一些农户的井水不能吃了。经环保部门检测，井水的部分检验项目超标，已经不适用于生活饮用。

针对污染下乡问题，江西省人大、环保局曾多次组织力量到各地抽查。2004年和2005年江西省人大多次通报、媒体也多次曝光一些地区的大面积严重污染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记者所到的造纸企业都在排放污水，现有的环保设施也处于停用状态。

由于污染问题愈演愈烈，一直得不到解决，部分农民开始情绪激动，不断地进行集体上访，甚至堵塞交通。为抗议中科化工引起的气体污染，2004年10月，100多名村民将该工厂附近公路拦断5个小时；2005年9月，近200多名村民再次阻断交通。

政府纵容，部门缺位，农民呼唤环保话语权

尽管江西省委、省政府再三要求，禁止沿海污染企业进入本省。但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环保部门难作为、不作为，导致污染企业大量“潜入”农村，成为地方一“害”。

一些地方领导不但为污染企业大开绿灯，还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引进中科化工的泗洲镇，一年的招商引资任务是8000万元。当地一名副镇长说，能够引到这样一个企业不容易，更让他们高兴的是，来自上海的投资正将化工厂规模进一步扩大。富滩村村民告诉记者，2005年10月富滩工业园区曾出现过化学品严重泄露事件，大量死鱼延绵江边好几公里，臭气熏天，但地方一直瞒报。村民们说，污染企业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政绩，而污染企业需要地方政府压制村民，“两家是一个鼻孔出气”。

而地方环保部门的作为又如何呢？记者采访发现，可以说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甚至还成了污染“帮凶”。住在中科化工厂附近的农民包文长告诉记者，今年2月份，看见化工厂工人突然往外跑，一名工人告诉他，市环保局打来电话，说省环保局正派人赶来检查，一些设施要紧急关停撤人。记者还发现，这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几乎都有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证明。就在此次采访中，地方环保部门获悉情况后，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查处污染，反而对记者进行轮番劝说和金钱诱惑。对此，江西省人大的专家感叹，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已经把屁股坐到污染企业一边去了”。

而农民，作为当地环境的主人，却对污染缺乏任何制约的手段。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几乎都是在这些污染企业引进建成后才发现污染严重。而面对企业污染，村民现有监督手段十分有限，只能采取上访或堵路等方式表达不满。

有关专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话语权，不失为一个简单可行、低成本的解决办法。农民对污染的情况了解很清楚，对无视污染的地方政府的监督也十分直接，他们的参与有利于中央掌握地方的真实情况，也有利于国家环保政策的落实。

如何赋予农民在环保方面的话语权，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破题。对农民而言，污染比贫困更可怕，贫困只是涉及温饱，而污染却关乎农民的生死存亡。有专家担忧地说，不能“农村的路宽了，房子漂亮了，人却呆不下去了”。（张敏 郭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