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边贸演变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是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

据辽东学院韩朝经济与文化学院副教授沈晓丹介绍，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并于中江台(今丹东市九连城马市)和朝鲜境内的兰子岛开办了中朝边境易货贸易。民国初期到伪满期间，中朝边境贸易也逐年增长。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朝边贸虽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7月因朝鲜半岛战争而停止。“文革”期间，边贸再次中断。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中朝边境贸易得以恢复。曾经做过丹东市政府副秘书长与财贸办主任的姜万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外贸易都是国家出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负责贸易的是国家外贸部门。丹东在“文革”前就已经有了边境小额贸易，但仍是地方政府行为，操作者是辽宁省边境贸易公司，独家经营，朝鲜的平安北道鸭绿江公司与之对接。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开了，民间贸易才真正开始，并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姜万发回忆，在放开前，地方做的边贸也都是小额贸易，真正大额的由国家直属外贸企业来完成，即使是辽宁省也不过是为大贸“拾遗补缺”。而那个时期，贸易产品无所不包，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朝鲜的液化气、农副产品、矿产品等，是一种易货贸易。改革开放之后，中朝边贸在一个时期内也是以易货贸易为主，现在则已形成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相结合的局面，已经可以用欧元、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从吉林延边到辽宁丹东，中朝边境或是一江之隔，或是陆路相连，沿着鸭绿江边往入海口的方向走，黄金坪岛的一部分，朝鲜修筑的国界铁丝网就已经竖在了丹东新区的马路边上。

辽东学院朝鲜半岛研究所所长满海峰说，这种地理之便为中朝民间贸易的进行提供了便利。上个世纪80年代，商品意识较强的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商人就曾跑到丹东来做对朝边贸；90年代中韩建交后，一些韩国人也来到丹东，虽因政治原因无法直接与朝鲜对接，通过中间商人也在做对朝贸易，丹东的边贸市场“越做越好”。

与解文强的公司规模相当的有关对朝贸易的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王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使然，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还不是高潮期。

“必须对它了解透”

上述那位王先生曾长期在丹东市政府部门任职，后下海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专做对朝投资与贸易，有着长达20多年的对朝工作经验，常年奔走在丹东与平壤之间，是地地道道的“朝鲜通”。在他看来，尽管朝鲜充满着商机，可以赚钱的项目也有很多，“如果有资金有实力，并认真研究的话，确实可以赚钱，但不太适合小企业去做。”

至今，王先生在朝鲜还有庞大的资金未能收回，这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几笔投资，或是债款被长期拖欠，或是企业被关停，很是让他狼狈。他曾向有关部门建言：“中朝两国能否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以保证企业间的贸易顺畅进行？”

3月1日，丹东华商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亭戈还曾跟朝方做过一个谈判，是黄海南道的一个矿山，朝方说一年可以提供10万吨铁矿石，看谁有投资兴趣，“我就问他有船没有，想通过哪个码头来运输，有多少辆车，这些环节我都要搞透。决不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但有时候他们的确想不到那么多。”

在王亭戈看来，尽管丹东的对朝贸易做得“越来越好”，但“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不规范之处”。原因多种多样。如对商业行为的认识程度不同；朝鲜国内基础设施的状况也是一个客观限制。

“比如双方签了合同，按照合同，一个月内要给我提供1万吨铁矿石，遇到雨季，他们道路桥梁的情况与运输能力决定了没法完成这个约定，会形成一个客观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起诉或正规索赔根本做不到，只能去体谅。”他说。

王亭戈说，想做对朝贸易或投资，“一个前提是，必须对它了解透。”

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02年朝鲜宣布成立新义州行政特区时，中国的一些企业对朝投资就缺乏理性，“争先恐后要进去，搞矿产，搞百货商店，搞批发，尽管有些成功了，但事实证明，很多的确失败了。”

即便如此，长期经营对朝贸易的解文强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至今信心十足，“那些倒掉的，是因为没有坚持。”他说，“只要中朝友谊大桥不关，我们就能找到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