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择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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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的目的之一是给中小学减负，但似乎未能如愿。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下，竞争压力下移，择校者趋之若鹜。

1998年，杭州市教育局为平抑初中择校，出台了民办初中“摇号”政策。从此，杭州人读初中有了两种选择：按学区升入公办初中；或者，先报名参加民办初中“摇号”，如果不中，再上学区初中学校。

所谓“摇号”即“抓阄”，能进不能进全凭运气决定。多数杭州人都想去碰碰运气，尽管这些民办初中要收高价学费。因为这些都是杭州重高上线率最高的初中学校。每年7000多人报名“摇号”，幸运儿只有2000多人。

摇不中的那5000人怎么办？还有一个机会，去校长手里弄一个机动名额。争取这个机动名额有两个办法：一是成绩特别优异，如拿到奥赛冠军之类——这部分很少；二是成绩过得去，关系足够硬——很多人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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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初中以外，杭州的小学、高中也有类似的“机动名额”。陈再东(化名)就经历了三次择校的全过程。

1999年，儿子上小学，他花了1.2万元把儿子弄进长寿桥小学，这是当时的名校之一，“好的初中挑学生，要看出身的。”

2005年，儿子上初中，参加“摇号”是毫无疑问的。“前三所重高的名额多数集中在那几所民办初中里。”此前，他把儿子送到奥数班学了两年，拿了个奥数三等奖，这是名校比较青睐的经历。所幸儿子比较争气，摇进了，少交了一笔赞助费。不过一年一万的学费是不能少的。

2008年，儿子考高中，报了重高，差几分没上。“大学保送、自主招生只在前几所重高进行，不进这些学校，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他又托关系去学校磨“借读”名额，“送”进了几万元。

200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2009年恰巧坐进了高一教室。他们中不少人与陈再东的儿子有相似的经历。正常情况下从小学读到高中总计不过一万多一点的费用，他们却可能要花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还不包括人情关系。

身为知识分子，陈再东愤懑而又无奈，“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在却成了变相的买卖关系。”“如果现在我不帮儿子参与这场角逐，以后他如何能在社会上与别人公平竞争？” “社会分化，现在已经提前从择校大战中开始了。”

民间声音：

◎“应该说，这十年来，我们的好学校越来越多，能进好学校读书的人越来越多。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的需求已经从‘要上学’变为‘上好学’……”

◎“正是教育公平的呼声和教育极度不均衡的现实，导致眼下这样结局。下一个十年，教育部门应该考虑的是：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来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期待下一个十年

谁都知道教育有问题，问题是怎么改？从哪里开始改？

大学教授失望：“送进来的毛坯已经这样了，我能怎么教？只能涂脂抹粉罢了！”

中学老师无奈：“高考指挥棒在，我们怎么改？只能给分数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京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说，标刻在孩子脚下的起跑线就是一根利益链，它连接急功近利的学校与商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官员对现代教育的错误理解。

如果说，教育具备实行“产业化”的可能，那么它只能是一项“百年树人”的长期产业，而非房地产投资。

无论改革多复杂，改革的方向不可动摇。

我们必须努力做的是，为实现这样的改革，造成条件。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走马上任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序幕也许才刚刚开始。

可以肯定的是，袁部长的改革路不会很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