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

可就在会议前夕，它露馅了。组委会打算评出几篇优秀论文，向业内期刊推荐。会议论文定为A、B、C三等，A等11篇、B等28篇。这篇论文本是A等第6名。直到参与评审的教师和学生偶尔上网检索它的标题，才真相大白。当时弹出的第一条结果，便是罗伯特·卡迪纳斯等科学家发表在《IEEE能量转换汇刊》上的原始版本。

此时会议即将开幕。一位评审专家回忆，“幸亏查了出来”，不致令大会蒙羞。组委会决定取消它的授奖资格。但由于文集出版在先，论文本身已经无法撤销。

12月18日，大会如期开幕。周祖德教授莅会作了学术演讲。当他离开会场，在会议主办方——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伦的力主之下，组委会决定向作者通报论文抄袭问题。

70岁的熊有伦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学术委员会处理这个事情。”

大会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斌和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陈定方，一同找到周祖德，提出了论文抄袭问题。

据陈定方回忆，周校长当场表示自己没有把好关，要回去追查。但半个多小时之后，已在返程途中的周祖德，又告知组委会，称论文曾由本校另外两位教授把关。

自己与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为何要由与此毫不相干的他人把关？周祖德对此并未解释。

历时3天的学术盛会很快闭幕。与会学者分头返回上海、天津、湖北、浙江、辽宁、香港、加拿大等地。他们带回了论文集，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围绕着30号论文发生的故事。

遮盖

那些知情者也避谈此事。“我现在在开车，不方便”，有人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今天要开一天的车——我在高速上面”。

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波反复强调一点，周祖德、谢鸣的剽窃论文，并未收录在最终版本的论文集中。

吴波说：“反正最后出的论文集里没有，后面标明是正式版本，前面的只是为了开会方便。”

而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竟然又有了一个“正式版”，正是令与会者费解之处。一位学者回忆，报到时领了一份，闭幕后又发了一份，人们对这种少见的状况很是奇怪。经过打听，才知是周祖德的论文有问题。初看这篇论文，他认为质量蛮高，没想到属“舶来品”。

记者找到了同一出版号的两张光盘，封面都印着“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不同之处在于，一张光盘加了“论文集(正式版)”字样。

“正式版”不但没了抄袭之作，周祖德、谢鸣的另两篇论文也都消失。所收论文由49篇缩为28篇。一位负责人解释，这是抄袭之作“殃及池鱼”的结果，其他论文“陪同”消失，是为了不让抄袭论文显得突兀。

但一个细节，让突兀之感难以避免。“正式版”论文编号，仍遵循原有顺序。5号论文成了新文集中的第一篇，仿佛提醒人们，1、2、3、4号论文确曾存在。周祖德等的28、29、30号论文，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位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高明。就算剽窃论文能从文集中删除，学术生涯中的剽窃记录又怎么删除？另一方面，这对“陪删”者不公平。

不管怎么说，剽窃者的名声得到了暂时的保全，直到2009年7月。在此期间，周祖德进入了中国科学家最高学术荣誉——中科院院士2009年增选有效候选人的行列。谢鸣也于6月24日通过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如3个月公示期内没有异议，就被授予博士学位。

谢鸣说，由于这段不光彩的记录，自己拿博士学位的过程遭遇了阻力。他本应在2009年春季之前毕业。

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也被改写。他本已确定留校任教，抄袭事件发生后，留校之事搁浅。

“因为此事，我也得到了处罚。”刚刚走出校门的谢鸣有些懊丧。事情原本可以被淡忘。

直到2009年7月底，本报记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举报周祖德、谢鸣抄袭。

谢鸣回应，这篇论文不算公开发表。自己当时投稿3篇，均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在找导师申请论文发表费、论文定稿、确定作者时，他的论文没有通过审查，他也没交会议注册费，应视为自动放弃出版。

他还说，在会议当天，自己就正式提交了撤稿申请。

但会议主办方有人对这番辩解并不认同，因组委会通报论文抄袭在先，申请撤稿在后，会议论文集彼时早已出版。主办方更不会因为没有注册费就取消已接收的论文，注册费是向与会者收取的，谢鸣并未参会。而且，“谁会想到校长会赖账，就撤销他的论文呢”？

谢鸣认为，事情过去近一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恶毒炒作”，深深伤害了周祖德。“在此，我深深地道歉，并将用毕生的努力让导师和武汉理工大学以我为荣。”

一位学者指出，周祖德不应感到被“伤害”。他身为第一作者，又是第二作者的导师，即使这次是被“挂名”，也难以卸责。二人合作的论文中，周祖德几乎都是第一作者。

另一位学者说：“出没出版是一回事，抄没抄袭是另一回事。”

而在遥远的智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之前，这种风力-柴油发电机真正的主人罗伯特·卡迪纳斯教授等人还蒙在鼓里。一年以来，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篇论文在中国的遭遇。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