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文 本刊记者 张旭孙晓青
公众眼里，他们是距世间真实最近并为古今真理代言的人。因而，理应也是最可信赖的人。然而，从高考身份造假到学位论文抄袭，再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开撒谎，中国知识界的失信之举，正在使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变得可疑。
校园诚信的沦陷
2009年高考身份造假事件发生后，汹涌的舆情对相关部门的责任一一发起追问。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教育界，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使这些考生为求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重庆市文科状元卷入此案则令知识界的前景更加堪忧，未来中国知识精英的诚信水准难道如此？
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教育“重利轻义”的倾向与知识界的信用坍塌有着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今日中国的各类学校，特别是大学，已经变成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场所，而其应有的德性培育职能正日渐丧失。在这些地方，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备受推崇，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论则遭遇冷落，习得更多的知识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成了人们求学的唯一目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包括诚信在内的各种道德价值皆被视为次要。
一场围绕诚信展开的科技对抗与反对抗颇具讽刺意味。
2009年高考期间，北京市首次利用无线电监测设备对作弊行为进行侦察。为此，相关部门在全市特设9个无线电固定基站，派出若干辆监测车定点巡查，并责成专人在指挥中心进行全天候监控。据介绍，此次用于每个监测基站的设备成本高达千万元之多，如此大手笔投入的目的只有一个——防范考生利用微型耳机、带有LED屏幕的特殊橡皮等高科技工具实施作弊。
在中国未来知识精英的后备力量中，诚信状况如斯，大学里的学术造假事件亦屡禁不止。2009年，高校学术造假再现“井喷”。
3月，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论文鉴定结果为“过度引用不当”。
4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因论文抄袭被撤行政职务；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专家陆道培开发布会指认弟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存在剽窃、造假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5月，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
6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曝涉嫌抄袭；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其博士学位论文抄袭。
7月，西南交通大学对其副校长黄庆的论文涉嫌抄袭一事，给出了处理意见，认定黄庆的博士论文有抄袭行为且性质较为严重，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博导资格。
……
而这仅仅是当代中国学术造假史上的一个片段。有相关机构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造假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相当普遍”；超过50%的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抱以宽容的态度——这让人对知识精英的诚信意识感到不安。
知识精英遭遇集体考问
知识精英对诚信价值的不敬无异于向其身份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知识精英始终兼具道德楷模与学问领袖的双重身份，而他们的天职则是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承来践示社会道德。关于知识精英的理想人格，《左传》曾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知识分子的顶级业绩应是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则次之。其中， “信”又是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人若不讲信用，则与之相关的一切便皆难辨真假，学问自然包括在内。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公众对知识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远高于政界或商界领袖，于是，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不可靠时，公众的失落可想而知。这种失落在一些事情发生后，轻易即可变为群情“激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诈捐门”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报赈灾款的余秋雨在这个夏天成了众矢之的。曾经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间坍塌，余秋雨为他的谎言付出了20万元换不回的代价。
易中天在质疑余秋雨时表示，“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
“全民骂杀余秋雨”的批判运动对于余秋雨个人而言也许有“用刑过猛”之嫌，但作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诚信考问却也在情理之中。人们的愤懑源自被愚弄之后的发泄，更源自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此以后，以这个名字为注脚的话语均需辨识，而在此之前，人们曾将这样的话语视作知识并对之深信不疑。当身负知识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谎时，令公众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举，而是将来，人们还能把探求真实的希望托付给谁？
“知识分子说谎是一件特别让人沮丧的事。这就好比从书中引用数据，当已经引用了成千上万个数据之后，你突然发现书中的一个数据是错的。这时你的感受就是知识分子说谎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一位知识分子对余秋雨事件如此评价。
有研究信用问题的专家指出，个人的失信行为往往会使其所在的组织、社区遭遇信用危机。如果社区成员的公共意识淡漠，那么一方面，个人的失信行为会相对无拘无束；另一方面，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也会频遭诚信质疑。
事实上，余秋雨的“诈捐事件”使知识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遭遇诚信追问，就连极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证明，以此洗清公众对自己的怀疑。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根据知名学者丁东的观点，对于知识精英失信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而是应该由此反思，导致这些现象的体制性、社会性原因是什么？
以学术造假为例，支撑学术成就虚假繁荣背后的那一套“只重发表，不问其他”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各种鼓励政策屡糟诟病。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谈及学术造假问题时认为，“工作本身如果变成一个谋生手段的话，每个行业都难免功利。老师们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学术研究所含的功利成分较多。因为现在的教师还没有达到衣食无忧地做学术的地步，这个现象属于导向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
丁东曾发表文章指出，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因于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某些失信行为渐成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被破坏。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现在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
诚如其所言，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