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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凭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中国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不断向国外发展的趋势。比如去年11月间，曾有50名中国学生因为涉嫌造假，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今年4月，又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涉嫌买卖文凭受到警方调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学生的群体形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涉案人员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主张，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致使大家都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来临，都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然而曾几何时，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又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傅斯年在出国前是学文科的，但是进了伦敦大学以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种不大符合常规的做法，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3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那里，他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他们对学问颇有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