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感慨“回国要趁早”
伴随着出国、回国人数的变化，不只是留学生看待海归的眼神由不解转为羡慕，发生变化的还有国人面对海归的心态。饶子和说，当今一些留学生即使暂时没有回国，也往往考虑的是希望做出更好的工作再回来，赢得更高的起点。毕竟，“海归迷信”正在打破。
但许多海外留学生都认识到，回国要趁早，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在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记者：“简单地说，按过去标准能当上特聘教授的，现在只能从副教授做起。”
回国潮面前，国内的用人单位也早已过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发直的阶段。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眼界正“水涨船高”。南开大学人事处有关人士介绍，几年前来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为“引进人才”享受相关的待遇，从2007年开始，这种求职者“一般不列为‘引进人才’”。于是，每年都有一批海归博士无法成为“引进人才”。
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的工作人员表示，2007年学校虽然收到了四五十份来自海外的求职简历，但最后也就接收了20人。“而且,我们还要考察他在国内的学习情况和在国外的研究情况，如果觉得他的水平与国内的博士相当，也不会给什么特殊的待遇。”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关人士表示，以前留学回国人员是卖方市场，他们回来后对工作机会还可以挑挑拣拣，但现在已经成为买方市场了，好机会都需要充分竞争了。
作为一名新海归，沈月全教授有类似的感受。2006年年初他申请教职时，发现只要是美国的博士后，一般在国内高校都会受到欢迎，但到了年底“身价”就明显缩水，“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话，拿不到重点大学的职位。”他说，按照最新的门槛，如果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刚完成博士后研究，即使出自世界级名校，也很难立即聘为国内名校的教授。
通过南开生科院的教授履历，可以看到一条正在提高的门槛：这里正在变成世界名校校友俱乐部，已聘的教师有的来自耶鲁、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最新的名单上是一位30岁的哈佛大学博士后。
崭露头角的世界名校博士或博士后，正是这所学校渴求的理想人才。饶子和说：“招募这些人的成本低，他们潜力更大。正在上升期间，一些位置都在等着他们。我们怎么看怎么喜欢。”
他还表示，目前国内45岁年龄段的人才趋于饱和，但是年轻人才明显不足。“我们应该有点战略眼光，把目光对准30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中国。”
对于40岁以上的海归而言，要想回国获得较好的位置，需要提交更有说服力的履历。据了解，一些高校对此类人才提出的要求包括：在国外取得了教职，最好是终身教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学》、《自然》等一流期刊发表过论文；这些成果不是依附于别的研究组做出的，而是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取得。
许多留学生都已感受到了竞争的激烈，一位留学生表示，“现在国内工作也很不容易找，光顶个海外博士回去，没一些干货，很难出头。”
他写道：“别看现在很多学校给钱不错，回去对成果的要求一点儿也不含糊。基本3至4年能升上副教授的，算是很好的。7至8年能做上教授都算很优秀的了”。
他还分析，“整个来说，以后想在国外随便熬几年资历，整几篇二三流杂志文章，回国立马教授相送，至少到一线名校已经不大可能了。能拿到副教授都不容易。”
水土不服导致“二次出国”
1993年，与楚树龙一起返回中国的还有两名留学生，其中一位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另一位则在旅游行业发展。
但几年后，两人由于在国内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和机遇，又双双返回美国。
欧平（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后马上进入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任教，但回国才两年，她却萌生了“二次出国”的想法。
“我就像空降部队。”欧平说。对于海外归来的博士们，在国内势必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学术圈和社交圈有相通之处，对于国内毕业的博士来说，早已在国内的学术圈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而海归博士则要一切从头开始。
学术官僚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楚树龙教授选择离开政府研究机关进入大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行政和学术发生碰撞时，往往是官本位、学术让位，但学术是要靠水平说话的，是没有绝对权威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一位同事做日本研究，那么他的论文很可能是由一位根本不懂日本研究的学者来评判的，仅仅因为评判者在行政关系上有更高的位置。
欧平回国后，也很奇怪地发现，学校内所有行政工作人员都有权对专业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办起事来很难相处：“我每次找他们都要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就这样还每次被训，特别惨。”
欧平如今把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耗费在了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行政事务上，而在国外，她至少有80％的时间可以用来做科研。
“人事制度和户口制度实在是太烂了。”她毫不避讳内心的不满。
也许是因为在一个并不十分知名的大学工作，欧平觉得申请国家的科研项目很不容易。同时，国内的评定体系也“很奇怪”。她所学的专业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基本都选择去实业界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被迫进站做博士后。而到了国内，博士后被算成了一个学位，分房子、评职称无一例外都需要有博士后经验。
虽然这样的问题较少出现在知名高校，但何平还是指出了作为海归博士感到不适应的方面。
“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何平的印象中，美国的经济金融学体系完整有效，每个人在大厦的哪个位置添砖加瓦都非常清楚。有的人做银行，有的人做资本市场，还有的人做实践性银行，另外又有人做理论银行，“每个人在大厦的不同位置一起描绘一个大图，分工明确。”
他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比成大炼钢铁，每个人对着自己的小炉炼铁，炼出来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倒不如大家一起造个大房子。”
即使有这么多水土不服，但他认为留在国外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沈月全就举例说，美国同事会兴奋地讨论一位棒球手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什么，或是一位篮球队员的兄弟效力于哪支球队，而“我们能看懂棒球比赛就不错了”，“绝大部分海外留学生，不管走到哪儿，都像风筝一样，那根线还是牵在中国。”本报记者 叶铁桥 张国 实习生 周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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