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为社会服务

主持人：下面我们谈一谈完善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提升高校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北师大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

钟秉林：如何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这个基本功能，我们也高度重视。但是我觉得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学校的优势特色不一样，每个学校所在的地方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不一样，这都需要学校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开创性的把这项工作做好。

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地处北京，主要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都是比较强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在全国是非常强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或者在理论创新方面上升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如何做到顶天立地，也就是说，你的理论的研究能否达到相关的水准，因为文科的评价标准不太一样：中国能否形成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派，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谈“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新华网 张泳摄

“于丹读论语”是高校为社会服务比较成功的示例

主持人：好象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做的非常好。

钟秉林：我们在尽力去做吧，这是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面。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在“百家讲坛”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都是我们社会服务的内容。当然有的学校自己的优势特长不一样，比如说一些教学为主的学校侧重点也不一样。

主持人：百家讲坛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于丹老师，都知道她是北师大的。

钟秉林：不止她一个人了，还有我们的康震副教授，主要讲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还有我们的纪连海老师。于丹现在的知名度确实比较高。她在学校就比较受学生欢迎，她是在成名之前积累的，出名前已经被评为教授。我个人认为于丹教授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象牙塔里带出来，用平静的语言介绍给广大的社会公众和老百姓，我想这就是于丹教授最大的贡献，既体现了她的人文底蕴，又体现了她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她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和传媒学院的教授，本来就能把她的积淀和积累表现出来。至于是不是明星教授，我个人认为她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

主持人：是为社会服务比较成功的示例吗？

钟秉林：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示例吧，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很多的头衔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师是永恒的工作

主持人：您最喜欢的头衔还是教师，对吗？

钟秉林：是的。我从上学、留学，到工作，一直没有脱离开高等教育领域，没有脱离开大学教育，我觉得很多的头衔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师是永恒的工作。

主持人：通过和您的谈话，我都感觉您特别的亲切，您一直喜欢别人称呼您老师， 您认为校长和自己的学生、和自己的老师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关系？才能达到一个沟通和理解的状态，才能形成一个合力，把学校引上一个科学发展的路子上去。我看到过一些这类的文章，大概都是说校长和自己的学生和教授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您如何看？

钟秉林：首先我自己感觉不要刻意去追求自己和大家是什么样的沟通，我和教师和学生平时都是很随便的沟通，你要有共同语言，和教师、和学生都能聊到一起，你作为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观念上首先要体现一个以人为本，这个东西听起来可能很大，其实在学校里就是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再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这些目标结合在一起。我认为确实要和大家和谐相处，但是也不刻意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大学里面的老师都有自己的特长、个性和风格，在接触过程当中，我觉得还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主持人：您的特长是什么呢？

钟秉林：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随和，和谁都能聊在一起。

主持人：您经常和他们谈一些什么话题呢？

钟秉林：就是聊一些他们的切身的感受，对学校和教育都什么看法和建议，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我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但是大家的初衷都是把学校办好。

主持人：您会刻意的去和学生找话题吗？

钟秉林：好象没有吧，主要就是大家关心什么，我们就去聊什么，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还是比较坦率的，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学生如果觉得认可了，他们就接受了。

主持人：您会不会强行的让学生接受您的观点呢？

钟秉林：不会的。

中学应该把基础打好，不应该分文科、理科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是以文理见长的，但是您不同意在高中时期就分文理科，是吗？

钟秉林：我觉得中学应该强调素质教育。大学要想办好的话涉及到四方面。第一是生源质量，像北京师范大学连续这么多年来在全国招生的情况一直是比较理想的。第二是学生的培养过程。如果培养过程优化，真正的尊重学生就可以把学生培养好。第三是就业问题。如果就业结果不好，就很难说服社会公众，应该保持比较好的就业率。第四就是学校在办学的过程当中历届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会在社会形成一个学校的效益群体，这个效益群体在社会的影响和作为对一个学校的声誉和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各个大学都希望能够吸引比较好的生源，生源好坏又和高考的教育制度有关系，这种国家统考的方式能够切实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中国教育其实也是一种选拔性教育，你要想选拔的话就必须有区分度，要想有区分度就必须有考试。

我发现了很多的学生进入了学校以后有偏科的现象，很多的理科的学生人文的基础比较差一些，很多的文科学生数理基础就比较差一些。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学科发展趋势，一方面高度分离，另一方面又高度结合，我认为高度结合是主要趋势。既然有了一个学科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话，我们的高校培养模式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适当的综合，如果在中学过于偏科以后，就会对这些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全面培养，带来一定地影响。所以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学不应该分文科、理科，而是真正的把基础打好。

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进行宽口径的招生和培养，主要还是基础性的教育。很专业、很精的的确要搞，但主要是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去搞，因为他们的研究能力、适应能力会比较强。你如果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了一些，能力和素质提高了，他的适应能力强，那么对他以后的就业和个人发展会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主持人：也就是说，分科的这种细化，应该尽可能的延后。

钟秉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现在文理分科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也值得大家思考。

大学的投入与产出应该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

主持人：对于提升教育质量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钟秉林：我觉得应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内涵发展、提升质量。

我们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有20000名左右的全日制学生，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数量超过了本科生，还有一些留学生，现在我们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经75%以上，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把学校的水平提高关键是教师，所以我想应该不断的提高教师的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办学投入和成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大学办学要从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金，不能单单靠政府筹集，我们可以从社会各界筹集资金。同时，我们都是公立大学，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在“两会”上总理说今年的教育财政投入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政府的投入终究是有限的，这种投入如何进行科学有限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事业费是按人头来拨款的，还有一些专项的经费在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增量部分，这个结构应该进行一下研究，比如说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均的拨款标准。另外，研究一下这种人均的经费拨款标准，事业费、专项经费之间应该有合理的配制。此外，具体到每个学校之间这个经费如何配制，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这当然也是我提的一个建议了，这也自然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经费下拨了以后，学校如何真正的发挥好这笔经费的效益，不造成浪费。

教育首先是一个公益事业，大学应该也讲投入和产出，你应该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在专项经费管理方面如何能够从政府管理方面更加体现符合教育规律、符合科研规律的东西，这个也需要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您脑子里面这种成本的分担，国家、学校、以及个人出资的比例是什么样子呢？很多的老百姓确实是在付费方面比较困难的。

钟秉林：我觉得建立适合市场发展的这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要建立这种机制。通过上世纪末到现在的改革这个观念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政府应该作为投入的主渠道，主要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投入，学生和家长作为享受这种高等教育，我个人认为应该在25%以下，至于社会嘛，当然是应该越多越好。但是这个成本怎么核算，我想这是我们搞教育经济的一些专家们研究的，这些专家最后研制出一些模型，给政府提供一定的数据。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合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模型。

主持人：您刚才说学校可以吸收一些社会的捐款，咱们国家有没有类似于过于的资金资助体系呢？

钟秉林：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出大量的经费来保证这些达到学业标准的孩子不会由于家庭贫困失学，或者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家设立了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也接受了很多的贫困生，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是因为家庭贫困失学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资源方面，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募集一些办学经费。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观念的转变，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关注到教育问题，把资金投入到教育界，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

主持人：我们知道教育问题永远都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今天网友的留言非常的多，在这里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同时也希望钟校长能够经常作客新华网和我们的网友沟通。非常感谢您回答网友这么多的问题也感谢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参与，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

钟秉林：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