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各地的送戏下乡、送演出下乡、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送科技下乡……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热潮不断。记者曾多次跟随文艺团体下基层演出，每次演出都在当地引起轰动，特别是在农村的露天演出，上千人观看已不罕见，足见农民对文化之渴望、文化下乡之及时。然而——

仅仅把文化送下乡是不够的

毋庸置疑，送演出下乡确实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要看到，上至中直院团下到县级小团，各种级别的大小明星下到基层，演上几场就走了。演员们来了，给农民带来的是“见真人看明星”的满足，演员们走了，带走的是农民对下一次演出的期盼。

其实送演出、送戏、送书、送电影、送科技，在很多时候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喂食”式的帮助，你送什么，农民就接收什么，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到产品种类，选择余地都不大，针对性不强，时间长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也就不高了。尤其是对那些走出过家门、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来说，送到乡下的文化太不解渴了。今年元宵节前夕，山西省柳林县孟门镇的一位冯姓青年农民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数都有出门打工的经历，已经适应了城市的文化生活。虽然现在回到了农村，但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已经与上一代人不同。他希望农村的文化建设应该重点把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作为对象来考虑。

蜻蜓点水式的“送文化下乡”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农民对文化的需求，对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农民们迫切希望，文化下乡能够——

变“送”文化为“种”文化

农村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但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乡土文化；农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卧虎藏龙。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的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吉林省桦甸市的陈淑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执著地爱着农民画。于是桦甸市文化馆就对他进行培养，现在他的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已成为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陈淑江的成功只是当地农民画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文化馆的帮助下，桦甸已形成农民画培训、辅导、创作、交流和展示的一条龙，并逐步走向产业化。农民画不仅丰富了农村文化，而且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贵州东南部山区，因交通不便利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客观上也保护了大批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民歌、民族服饰等。贵州省群众文化馆因势利导，扶持当地组建起少数民族文化展演队，并帮助联络外出表演。此举既宣传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又为当地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同时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加入，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

广东湛江市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进行指导和改造,弘扬优秀文化。他们组织专家“把脉”“问诊”,对醒狮、貔貅、陶鼓、傩舞、木鱼歌、山水歌、涯歌等民间艺术的传统套路、服装、道具、音乐等进行改造,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内容健康活泼、表演可亲可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湛江还利用文化活动引导人们树立追求和谐理念,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该市遂溪县文车村和许屋村因历史原因积怨颇深,曾发生械斗。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两村从切磋“狮艺”开始,到联手参加国内外各种醒狮大赛,不但原有矛盾得到化解,而且关系变得十分友好,成为当地文明村庄的示范典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种”下去的文化火种,正日益影响和带动着农村文化的发展。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民不仅是农村文化的受惠者,更应该是农村文化的建设者,

农村文化应让农民唱主角

由于受地域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层农民看书难、读报难、看电影难、欣赏文艺演出更难,因而,农民自办文化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的重要形式。

据国家文化部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6800余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他们常年活跃于田间地头,演出形式丰富多样,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如湖南省衡阳市杂技团,从一个家庭、一根扁担、两只挑箱发展到现在拥有演职员98人,固定资产近2000万元的专业团体。他们常年深入基层,每年在外演出达10个月以上,年演出达300余场。“他们正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负责人如此评价民间院团的意义。

在山西农村还活跃着一种文化大院,以特有的方式满足农民自演自赏、自娱自乐、自我发展的精神追求,深受欢迎。正如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成葆德所说:“像这样群众欢迎的大院,一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这些年来我们感到农民自办文化的热情很高、潜力很大,把这种热情和潜力调动发挥出来,将成为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河南南阳市新野县的农民符光录,18年来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地在南阳13个县区宣传法律知识。他根据农村的真实事件,自编自演适合农民口味的节目,向农民宣传宪法、刑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条例、殡葬管理办法和各种富民政策等。他的节目像刚刚从大田里挖出来,土得掉渣儿,却鲜活得如水洼里的泥鳅。“一人普法说唱团”成为深受当地农民喜爱的文艺形式,因看了他的演出,村民们主动解决的家庭矛盾不胜枚举。符光录本人也成了当地农民信赖的法律专家,仅他出面调解成功的民事纠纷就有80多起。当地的领导说,符光录和他的“一人普法说唱团”在提高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建设文明乡风方面,功不可没。（本报记者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