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社会学家分析说，收入差距拉大，会出现差距的两端人物——暴发户和落魄者，他们的社会行为、消费行为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收入差距扩大，会出现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甚至心理失衡，至少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党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这个关系民生和民意的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针对性的六方面原因时，第一点就指出了发展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其中就有收入差距的问题；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五项任务时，第一项就是“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问题；任务的第二项是“制度建设”，其中就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要求

●继续以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蛋糕做大”，增大可分配的财力基础；理念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各方相关措施向弱的一方倾斜；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重视工农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众的基本利益；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向“橄榄型”收入结构发展；改进税收、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坚持反腐败、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加大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等多种措施，形成收入分配的良好秩序。这些都点到了社会分配中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都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和解决

最近看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我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黄色警戒水平，如果在五年内没有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将达到红色警戒危险水平。”

我国的贫富悬殊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统计数字显示：一是全社会人群收入差距扩大，最富的10%人群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份额中占45%，其中最富的1%人群占的份额竟然达到全社会份额35%，而最低收入的10%人群在全社会收入份额中只占1.4%。二是宏观分析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0.458，而印度为0.33。三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在扩大，1978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的收入的差距是2.38倍，1985年有所缩小(主要因农村的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得益明显增大)，差距是1.85倍，2005年则扩大到3.22倍，而世界的平均差距约为1.7倍，韩国的差距为1.14倍。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行的“均贫富”的分配方式，工业国企学习前苏联的八级工资制，农村则实行工分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喊过“36元万岁”的口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破了这种普遍平均主义的做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二十多年，城乡人们的收入都有了极其明显的提高，2005年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24倍和33倍，就算将物价因素算进去，收入增加还是人们可以明显感受的。然而，也就在这二十多年里，人群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开了，如在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中，二十多年前收入差距仅在一倍之内，现在不少早已下岗、退休，即使在上班，有的工资仅有一、二千元，但也出现了亿元富翁。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新近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一卷收入了江泽民同志的一篇过去未发表过的文章——《做好经济风险的防范工作》，这篇文章分析了经济风险的防范的重要性，说到有四方面的工作会涉及风险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收入出现差距和地区出现差距。江泽民同志说：“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并举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出的教训，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法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有过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案例，他曾经解剖过英国、法国大革命前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后发现，这两个国家有过较相同的社会现象，都曾有过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的经济繁荣，但社会建设跟不上，出现很多社会矛盾，以致“民众的抱怨四起”。其中第一条就是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社会学家分析说，收入差距拉大，会出现差距的两端人物——暴发户和落魄者，他们的社会行为、消费行为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相当数量的暴发户的炫耀性消费和犯罪性消费(色情、毒品、赌博消费)、以及落魄者中的大胆妄为者的反社会的铤而走险，都会危害社会。一般而言，收入差距扩大，会出现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甚至心理失衡，至少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发展经济学认为，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下的阶段，收入差距加大会出现，人们出现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提高、容忍度降低的心理情绪。目前，我国的人均GDP为1700美元，阶段性的特征就有一定的显现。

现在，人们在热议收入差距。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关系民生和民意的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针对性的六方面原因时，第一点就指出了发展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其中就有收入差距的问题；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五项任务时，提出两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解决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而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问题；任务的第二项是“制度建设”，其中就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要求。可以说，扭转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

据我的学习和理解，党中央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提出了这样几条重要举措，一是继续以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蛋糕做大”，增大可分配的财力基础；二是理念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各方相关措施向弱的一方倾斜；三是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重视工农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众的基本利益；四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向“橄榄型”收入结构发展；五是改进税收、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六是坚持反腐败、打击取缔非法收入；七是加大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等多种措施，形成收入分配的良好秩序。《决定》强调了规范经营管理者收入，要求规范经营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分配的合理比例；规范垄断行业收入，严格实行工资总额的控制等等，都点到了社会分配中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都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和解决。我们注意到，当前，各级政府在缓解收入差距矛盾方面已经开始在采取各种举措。据笔者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情况反映来看，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正在实施。比如，有的规定严格了企业领导人的分配纪律，提出“两个不高于”的原则：企业薪金增长幅度不高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企业领导人薪酬水平增长幅度不高于企业职工平均薪酬增长水平。提出“四个不得”的分配纪律，即不得自我分配，不得下挂薪酬分配关系，不得参与下级企业分配，不得有隐性收入等。企业领导人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经有所缩小。

由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包括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且还在扩大，由此，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九个目标中有“扭转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努力，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地区发展战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做起，一步一步去追求社会的理想境界。(周锦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