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平竞争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所谓收入差距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基尼系数不足惧论等，都是自欺欺人的迷魂汤。

为不人道的血汗工资辩护的经济学家总拿市场化说事，事实上，不止一个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论证过，收入差距并不一定对应高效率，就像勤劳不一定致富。有时恰恰相反———收入差距过大的背后是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勤劳与低工资必然伴生高成本的不良经济制度。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最近公布了一份名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报告，公布了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与直线窜升的GDP数据相反，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800至1000元区间内徘徊，并且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越来越大。从收入分配情况来看，我国从初始分配到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几乎四面漏风，导致本已不公的收入分配日益扩大。

政府试图通过规定各地最低工资、减免农业税、提高个税征收上限等办法解决这一难题。但这些办法成效有限，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6年的0.33扩大到2004年的0.46。另一组数据可以提供更为形象的注脚。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工资水平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

要改变这一状况，政府改进二次、三次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根除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痼疾，如初次分配中存在的行业不公、身份不公和由此导致的市场工资匮乏、基于企业与职工身份的血统工资盛行等问题。

之所以存在企业、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关键在于我国还缺少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这一前提。我国劳动力等要素统一市场并未形成。首先是某些行业准入门槛极高，造成事实上的垄断，垄断行业的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10倍；其次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使得身份制工资大行其道，并带来贫困代际传递的心腹之忧；第三是各地政府在力保本地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封锁本地市场，导致全国市场被分割成一块块的诸侯市场；第四藏富于政府的传统观念并未让位于藏富于民的现代公共财政理念。

要解决收入差距弥漫性扩散，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诸侯割据状态，披露为低工资辩护的市场均衡价格假象，露出工资收入被权力、身份、垄断裹挟之脓疮，而后才能对症下药。

将低工资脓疮说得“溃烂之处，艳若桃李”，是对中国经济定位的偏执。诸侯市场、血统工资更大的危险在于，低工资将从民工等最弱群体向大学生就业人群、并且迟早会向所有没有权贵资源的就业人群蔓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雄辩地证明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社会资源向特定群体的倾斜政策固化的结果，是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彻底丧失，低收入低效率经济模式不可逆转，中国的市场化丧失发展的根基。(叶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