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愿望是能找一份月收入1000多元的工作”

当许多地方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居住在西部地区的人却依然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尤其是这里的农民工、未就业大学生、下岗职工等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的群体，

辛苦一年，收入不足以维持温饱，更谈不上基本的社会保障。

在银川市一家建筑工地，记者遇到了老杨师傅。这位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民工说，自己每天在工地上工作13个小时，收入28元。除去饭钱，辛苦半年能为家里积攒3000多元，这是支撑他全家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俺家7口人，上面有一个老父亲，下面有4个娃，其中两个十来岁的女娃现在已辍学回家。”老杨说，每逢夏季，孩子们都会到邻近县城的脱水蔬菜厂去洗菜，挣个千儿八百的，加上自个儿外出打工挣到的钱，生活勉强能维持下去。

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会组织大规模的劳务输出，除像老杨这样40多岁的人以外，更多的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他们大都在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每月工资七八百元，但伙食费得自己负担。

毕业于宁夏某高校旅游专业的小李，大专毕业已经4年了，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他最初在银川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每月工资800元，吃住自理，酒店不给他买任何保险。由于家里不宽裕，他每月要从工资中拿出大部分接济父母。

今年，小李所在的酒店承包给了私人老板，他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又有了明显下降。辛苦1个月，每月还拿不到500元，小李只好主动辞职。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干上了报纸发行工作，可每月工资也不过600元。从24岁大学毕业到现在，小李已经快30岁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由于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他的婚事不得不一拖再拖。

“我并不羡慕那些年薪几十万元的人，”小李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一份月收入1000多元的工作，在银川成家，能过粗茶淡饭的日子。”

同为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很大

东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公务员、律师、教授等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群体中。在宁夏西海固地区，一户家庭年人均收入若能达到1000多元就算相当富裕了，而在北京等大城市，一个3口之家的月收入即使达到1万元，也仍会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

一位从西部银行调到北京银行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他的工资则可以从1000多元涨到六七千元。而且，他还可能享受到其他的福利补贴。

一位律师在西部代理一场官司只能得到几百元、几千元的酬劳；而一位律师在东部，代理一场官司的报酬有可能达到几万元、几十万元。

在西部高校，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毕业论文，基本是免费的，学校只会算一定的工作量。而在北京，某高校计算机专业博士生导师只要看一遍博士论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博士生个人就须付给导师5000元。

某著名经济学家，尽管曾公开抨击过中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当西部某城市邀请他作有关演讲时，他提出的要求是，除了负担他所有的交通住宿费外，还需要给他8万元的演讲费。据说这还是他照顾西部贫困地区所开的优惠价格。

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其实，工资之间的差距还是看得见的，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才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

几年前，就在国家实施公房改革时，一些行业的职工只需花几万元，就能把100多平方米的公房变成私有产权。现在，大部分单位都不再福利分房了，但仍有一些单位的员工可以享受到二三十万元、甚至四五十万元的购房补贴。2005年，当各地纷纷建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又是一些身在好单位、好行业的人得以享受。难怪有人说，“他们的运气总是那么好，总能站到政策的‘里面’”。

一些人还能在国有资产改革中获得大量财富。西部一家乳品厂因多年亏损而改制，当时厂领导出台方案，要将该厂所有的资产用很低的价格卖给个人，其实就是厂长本人。一位老职工认为该厂引进的雪糕生产设备使用时间并不长，如果充分利用起来，肯定可以赚钱。当这位老职工以高出改制方案规定的价格竞买该厂时，由于厂长的阻挠，竟然没有成功。最终，厂长利用一家外厂兼并了该厂，并进行了改制，使其在实质上仍由他个人掌控。就这样，大量的国有资产落入了厂长的个人腰包。

即使在同一个单位或部门，内部分配制度也存在不公平现象。

在西部某商业银行工作的王先生，今年年初被提升为该银行一小分行的行长，每月收入从2000多元上涨到了1万元。他说，当地县级农村信用社主任的工资水平也是每月8000多元，而且每人还会补贴10万元用于购买轿车。其实，西部金融部门的经济效益并不好，普通员工的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这些基层支行的行长，虽然只从事一些简单的管理工作，拿到的工资却高于普通员工近10倍。

这种现象在一些国有企业也很常见。在这些企业，普通员工的工资一般与企业效益挂钩，但企业领导的工资却是年薪制，不论企业效益如何，他们的工资只升不降。

贫富差距正在波及下一代

朱小军的家境并不算很好，但他争气，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优秀。2004年,他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

与朱小军不同，他姑姑的儿子蔡建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因为姑夫是当地一家事业单位的二把手。用蔡建的话说，就是“去哪儿工作，得看老头子的本事。”蔡建在2001年高考中达到了专科线，在河南的一所师范学院上大专。毕业后，又读了专升本。

2005年春节，两家人开始探讨孩子的工作和住房问题。“按照北京的房价，小军即使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勉强在北京的‘偏远地区’买一个平方米。”小军的母亲说，她们这代人的贫富差距正在波及下一代。

而此时，小军的姑父早已开始为蔡建的工作四处活动了。“有很多种选择，去他爸爸的单位、或者找个法院，再不然，去银行、电力之类的地方。”朱小军认为，对姑父来说，困难在于去哪儿对蔡建更好。至于房子，蔡建也不需要担心。如果回家工作，他就住父母120平方的旧房子；如果去外地，父母会给他再买一套。

虽然朱小军自强自立，但他却很累。他需要还银行贷款、支付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以及父母看病的费用，“想到这些就有点喘不上来气。”尽管表弟蔡建学习不好，朱小军也一直认为自己比他更有出息，但在生活的重担面前，朱小军开始羡慕蔡建，“他活得太轻松了”。（记者吴海鸿 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