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亚太地区“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认为这种现象“尤其是中国”表现得严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尽管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但是承认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

一些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出现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在变化”，即“经济结构逐渐地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经济结构升级确实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但绝非是中国出现“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的惟一原因，分析出现“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的成因时，不能离开当前中国的财富分配现状。

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是当前中国的财富分配现状。在这样一种财富分配状况下，由于占有绝大多数的财富，即便是从事企业与商业的经营者，也只需将积攒的部分资金用于再生产，这无疑一定程度上妨碍就业机会的最大化。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很重要原因之一是那些垄断行业从业者收入与福利过高，但他们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是不会用于投资的，所以无益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另外，占有大量财富者中有些人占有的是不正当收入，这些钱财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更不可能被用来投资，因而同样不能起到增加就业机会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国还出现一种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也就是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升高，而居民所占比重则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2004年、2005年两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并未改变。政府是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所以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造成财政益愈丰盈，却不能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但是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与企业倾斜，创业人数的增多与企业扩大再生产，却能一定程度增加就业机会。

原本就是大多数人没有占有大多数的财富，加之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人们预期支出增多，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却没有跟上，这就使得不少人想创业却苦于缺乏资金，或者拥有一些资金却不敢动用。就业附着于创业之上，创业的人少了，就业机会自然就贫乏。另外，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没有消费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

当前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固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上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固然会增加就业机会，但是由于这种投资不生产，所以增加的些许就业机会只会是短期的，于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增长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准意义不大。而生产性固定投资规模扩大看似会增加一些就业机会，但是如果缺乏强劲的消费需求，固定投资的不断增加会造成产品过剩，所以所能增加的就业机会同样只会是一次性的。比如当前商品房的大量建设导致钢材、水泥等产品生产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房屋价格畸高导致大多数人消费不起，造成商品房大量空置，以至于房产市场难以消化过多建筑材料，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只能停产或减产，这些企业原本吸纳的就业人员也就要面临失业。

只有建立在强劲消费基础上的经济高增长才是健康的，才能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人们收入的普遍增长，没有强劲消费作支撑的经济高增长不具有同样的功效。而经济高增长要能有强劲的消费作支撑，就不能不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分配状况，尤其是需要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只有当大多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就业机会才可能永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