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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