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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幸福感？
家庭因素是幸福感最重要源泉
本次调研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这是整个调研报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结果。这说明，家庭是农民工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工作的最重要动因，他们的幸福感，与家庭紧密相关，与家人对他们的支持紧密相关，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广州农民工对家庭幸福和家庭支持的满意度分别高达73.8分和79.96分，只有4.63%和5.75%的人分别在这两方面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
此外，调研数据还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高于较少时间和机会与配偶/恋人在一起农民工。
近半人认为社会不公九成人愿意接受培训
调研数据显示，农民工在社会环境方面的满意度仅为64.27分，44.1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不公平，20.9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受到了城里人的歧视，14.47%的受访者对政策法律表示不满意，22.25%的受访者对社会环境表示不满意。
此外调研发现，农民工对生活环境的整体评价依然不高，满意度得分只有64.68分。但是农民工普遍对未来具有较好的期望，这与他们对现实状况的体认构成了显著的反差。78.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有信心的，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乐观的，78.65%的受访者表示相信努力就会成功，90.3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更多的培训。而且，在上述各个积极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赋值都要高于传统农民工。
-对策
如何提高农民工幸福感？
根据此次调研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权重及满意度赋值的分析，综合近年来有关部门和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市总工会对提升农民工幸福感提出了一些建议：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通过本次调研数据看来，提高收入水平，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选择率高达80.70%，其中传统农民工的选择率为80.25%，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率为80.99%。
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目前来看，主要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线，另一种是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比较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毕竟只是一种保底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是调整劳资关系、保护工人权益的更重要的制度。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要紧密合作，大力推行“地区谈保底、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工资集体协商三级体制；在当前区域工会和企业工会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要推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加紧改变行业协会建设相对滞后的状况，培养协商人才。
子女教育与户籍脱钩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近年来受到高度重视。广州市2010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但大部分普通农民工的子女难以得到实质的好处，解决就学问题主要还是依靠民办学校。市总工会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动用社会力量来提升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首先要动员高校学生走进民办学校支教；其次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师资力量对民办学校的支持；还要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户籍脱钩，核心即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