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两难”困境，除了稳定政策、相机抉择之外，还应推改革、转方式

如何走出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困境？

就政策本身而言，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应当暂不出台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当然也不出台‘二次刺激’政策。不踩刹车也不加油门，平稳行驶一段，根据路况车况决定下一步操作”，范剑平说。

范剑平认为，今年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收官之年，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去年放贷集中在上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信贷投放同比减少了37%，而按全年7.5万亿元的预期目标匡算，下半年可放贷2.87万亿元，同比将增加29%，因此下半年的货币环境将相对宽松”。

由于政策过紧会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松则会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打折扣，因此，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其实质是当前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有一定难度。而要破解这一难题，从根本上走出宏观政策的“两难”困境，不妨跳出政策刺激的思维窠臼，打开视野寻求能处理好三者关系的新办法、新途径。

办法之一，是深化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这样既能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完成从政策刺激向市场驱动的“动力切换”，促进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又能避免政策“二次刺激”带来的在调结构、控通胀等方面的弊端。

“江浙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房子不让买，股票不敢买，让干的不赚钱，赚钱的不让干，民间资本该往哪去？’”巴曙松说，“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新36条’，破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

办法之二，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扩大消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等，这样能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统一。

“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创下近6年来最低，这表明消费增长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巴曙松说，“应当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

在谈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范剑平颇为忧虑地说起了这样一个现象：“现在不少沿海省份热衷于搞临港工业区，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煤炭等，加工成高载能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还美其名曰‘掀起第三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投资高潮’”。他认为，这么做不仅会妨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二氧化碳减排承诺的实现，而且会遭遇将来可能推出的“碳关税”，造成巨大损失。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机后，都不可能在旧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实现经济复苏，必将诞生一批新兴产业，在涅槃中重获新生”，范剑平说，“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也应顺势而上，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不应走老路、一味沉迷于重化工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