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房源筹集和建设资金来源是怎么样的呢？

    黄奇帆：公租房的房源主要通过新建、收购、改建等多种渠道。公租房建设资金主要通过政府注资、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发行债券、房屋租售等方式筹集。

    我们主城区三年完成工程建设总量1000万平方米的投资预算约为250亿元。今年开工建设的5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住房，投资总额约125亿元，计划先期筹措并投入资金50亿元，经市政府研究，按以下方式筹措：(1)争取中央资金5亿元；(2)财政预算安排土地出让金收入5亿元；(3)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20亿元；(4)争取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贷款20亿元。

    《经济参考报》：重庆公租房的面积扩充有计划表么？

    黄奇帆：2000万平方米两三年之内就能建起来。我今年大概就能解决一百几十万人的住房问题，现在重庆主城区也就是500万人，能解决1/3。未来重庆到底还需要多少？我的想法是主城区变成1000万人的时候，我就造4000万平方米，这是根据市场来的。

    《经济参考报》：公租房会形成新型都市贫民窟么？

    黄奇帆：你得看我们的公租房放在哪儿。我们有一个规划图，就是一环到二环。我们有50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我们是搞了21个人口居住的集聚区，一个集聚区20多万人，21个就形成400多万人，400多万人总的是要买商品房，21个商品房的聚集区，那么这21个商品房的聚集区里，每个聚集区里就塞一个公租房，公租房比如100万平方米，商品房在这里面有500万平方米，这样500万平方米可以有20万人住着。那么公租房100万平方米可能只有3、4万人住着。公租房的人跟商品房的人在一个大的区域里，可能是不同楼盘，但是在一个方位里，就形成了混居，不造成不同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不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

“一个城市失去中产阶级是很大的损失。”

    《经济参考报》：您觉得地方政府在控制房价上涨上应该有什么作为么？

    黄奇帆：重庆有一套管理方法，看三个指标。

    第一、每年商品房的建设总量不能超过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但也不能太低，低了会显得供应不足，也会房地产城市发育不良。全中国只有重庆停留在刚性的25%上，其他地方总是高高低低，要么30%、40%、15%。

    你找不到一个城市连续六七年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以2000亿元、4000亿元、6000亿元的速度递增，其房产投资很精确地压着25%的比例在递增。只有我们重庆是压着这根线的，今年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6500亿元了，我闭着眼睛跟你说我们的房产投资是1600亿元。

    整个中国的市长、省长和城市管理专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坐标进行控制，而重庆在六年前就定了这么一个规定，要把这个指标控制在25%，多也不行，少也不行。你问我怎么控制？控制起来很方便。如果我发现这个月到30%了，房产投资大了，而房产商的各种项目开工是要批的，我就放他一个月两个月不批。然后如果发现投资小了，那么进来三分钟就出去，房产商从批到开工很快。批房地产项目我们是可以官僚主义的，房地产这个东西早两个月、晚两三个月没有关系，有时就压他几个月。这方面我们就是刚性的。

    第二、每个城市最终规模人均居住面积不能超过30平方米，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地就批到1亿平方米；1000万人的城市，就造3亿平方米。供过于求，总量就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