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外贸“挖潜”的空间也较大。

——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企业竞争力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新兴产业，工业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加工制造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幅提升，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生产效率高。出口的产品大多属于中低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需求弹性小，受危机冲击相对较轻。加上中国产品性价比高，部分原来购买高档产品的外国消费者可能转而购买中国产品，反而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企业先后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需求萎缩等考验，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新兴市场贸易规模偏小，发展空间大。长期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规模相对偏小，尽管近年来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但在贸易总规模中的比重仍然不高，贸易额与双方之间的经济规模也不相称，发展空间很大。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深入实施，贸易往来日趋便利化，中国发展同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大有可为。

——海外投资提速，培育资本竞争优势。危机使全球经济正面临一个历时多年的再平衡过程。作为需求端的美欧国家也正在被迫调整发展战略，降低负债率、提高储备率，转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减少贸易赤字的失衡。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和趋势将发生很大改变。中国吸引资本对外开放的路径出现了战略性拐点。

事实上，中国海外投资的提速，既有对外产业布局的考量，亦有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而从更深层次上看，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

多年来，资本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内外多方面的压力，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也是政府的既定目标。如何主动实现这种格局？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的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对应的政策方向，首先，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上，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更主动、更大规模地对外输出经常项目所积累的资本；其次，改变目前中国外汇积累绝大部分由官方外汇储备投资摆布的现实，形成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输出主体及其策略组合，从而形成成熟的资本利用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输出模式，积极开展中国资本的全球布局。

——实施贸易平衡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经济质量。从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策略、建立国内外统筹的资源开发储备体制方面考虑，实行开放经济新战略。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和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出口，并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出口政策促进和调控体系，而进口调控政策相对滞后，并偏重于生产型进口导向政策，最终消费品进口少，进口促进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较为薄弱，尚不能完全适应积极扩大进口的需要。未来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促进内需型经济增长。（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