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提一个关于物价的问题。您说过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通胀预期是什么含义？大家对物价问题都比较关心，想听听总理您的意见。

温家宝：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管理好通胀预期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提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第一，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货币的供应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第三，就是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第四，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ＣＰＩ刚刚由负转正，ＰＰＩ也还是负的。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物价如果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对一部分人来讲可能不成为问题，但是对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就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我们必须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物价上涨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经济才能够顺利地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把它提出来，就说明中央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

新华社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有人说，现在的产能过剩和４万亿元投资有关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老问题？

温家宝：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需求减少、市场萎缩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在我国除了这个一般的规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

我想，解决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就是要采取经济的手段、环境保护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淘汰落后的产能，限制过剩产能的发展。特别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不太重视的，那就是通过技术改造使过剩的产能在一些新的领域发挥新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总之，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加以把握。

有人说产能过剩同４万亿元投资有关，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议论。我是这样看的，４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新增投资是１．１８万亿元，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约５９００亿元。而在这５９００亿元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也就是路、水、电、气，还有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京沪高速铁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联网，这些将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起作用。我可以保证，中央投入的这些资金没有投向一个工业项目。

新华社记者：再提一个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问题。总理肯定听到过“两道门”的说法，意思是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遇到“两道门”，一个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个大包；还有一个就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我想请问总理，怎么样拆除这“两道门”，鼓励民间投资呢？

温家宝：民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经济复苏的情况。首先，在投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要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灵活而且大多在服务领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场树立起信心，使投资者树立起信心，来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你刚才讲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简单说来，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一个国家民间资本蓬勃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是有活力的表现，也是自信的表现。

第三，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民间资本所投资的领域已经非常广了，很多是创业型的，包括我们的大学生、农民工以及从国外回来的海外学子。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创造、开辟新的创业领域。我对这点是抱有信心的。

新华社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厉害，其中有针对中国的。一些国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温家宝：我曾经在中欧领导人南京会晤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现在不仅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制造贸易壁垒，这对于中国外向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自己要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各国一起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新的进展。我以为，世界经济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样，那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确实像你说的，现在我们涉及到贸易纠纷的案件是近年来最多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圣诞节刚过，浙江一个省圣诞产品出口比常年降低２８％。这里有外部需求的减少，但是也有各种形式贸易壁垒来阻挠贸易的正常进行。

关于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大家还记得在１９９８年那场金融危机当中，我们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仍然以为，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那种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我曾经这样对外国朋友讲，你们一方面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明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华社记者：与对外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您刚刚出席的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大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据我所知，在近６０个小时里您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现在会议结束了，一些国家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有着不同的解读。请问总理，我们应怎样看待？另外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温家宝：会议结束，余波未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报道已经很多了，我不想过多地重复这些内容。我一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我们一直本着对中国人民负责和对世界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忆一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减排，同时规定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第一个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我们自主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只讲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不要纠缠历史。我说这不是纠缠历史，而是历史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因为不正视历史，也就不会懂得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贫富差别，更不会懂得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公约》和《议定书》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也是从历史和国情的判断而作出的。

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体会。作者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开会期间，他想起南方的老母亲还在点着煤火炉来取暖。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英国的孩子们感受不到。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些事实，就是世界上还有１６亿人没有用上电，还有２３亿人是用煤甚至柴火来取暖和做饭。中国这些年是发展了，但人均用电量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车的拥有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绝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但是，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发展争得应有的权利。

中国这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可以说我们尽心、尽力了，而且尽到了责任。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直到我１７日参加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一片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大量的斡旋，积极地推进，使哥本哈根会议终归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应该肯定会议的成果，并且向前看，携起手来，一起努力，凝聚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