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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第一战: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9 年 06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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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人们在上海街头挤兑黄金。 (资料照片)

▲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景象。 (资料照片)

经济第一役

本报记者 侯健美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人民币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来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有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银元,“哗啦哗啦”地抛玩着,也有的只捏两块“袁大头”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个不停。上海话里管这些人叫“银牛”,其实就是倒买倒卖的银元贩子。“银牛”们忙不迭地招呼着生意:“大头小头要哇?”“大头小头要哇?”“大头”是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价格高些;“小头”则是指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略低。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对于新政权的将信将疑,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就成了一日数变。人们只要一拿到钱,得马上一溜儿小跑地找银元贩子换成银元。去晚一会儿,就又是一个价儿了。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刚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物价飞涨的同时,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放眼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艰难竭蹶、无以卒岁。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陈云出山

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懂军事懂文学的大有人在,但懂经济的确实不多。陈云懂经济。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的一座小镇。他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舅家开了个小饭铺,陈云自小便帮着家人料理铺子里的生意。后来经人介绍,陈云在15岁左右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当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陈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据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眼目睹陈云打算盘,只见手指翻飞,但闻算珠脆响。惊叹之余,赵专门赋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这当然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周恩来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工人阶级出身、却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1944年,陈云开始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东北解放后,陈云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复。他的理财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财经的不二人选。

从沈阳动身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稳健、唯实的本色: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1949年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今年88岁的杨波老人是原轻工业部的老部长,也是陈云的老部下。老人记得,陈云到北平后就在东交民巷的信托公司办公。当时,杨波负责收集各解放区的物价、贸易、货币发行以及生产等经济情况,内容5天向上一报。陈云一到,马上通知他将材料整理好送到东交民巷。

那是杨波第一次见到陈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简单而明快:陈云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银元之役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华东财委的这个决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拥有数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机,再加上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往来出入,交易所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黑市。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财部又即将撤销,所以回电下方只署了两个字:中财。

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当干警们冲进6楼445房间的时候,屋里的人们还在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交易所4楼的265号房门外,挂着“寿昌金号”的金字招牌,和正当商号别无二致。但屋里光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里。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红纸表格,红纸的最上端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俨然就是一座金融战场上的投机指挥部。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投机,更深的危机

周恩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战争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害苦了正当的民族工商业,却使投机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几大重要城市不断掀起投机风潮。官僚资本倚仗特权从中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追逐暴利助纣为虐。即便是少数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拥着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两地的银行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早在1949年4月上海还未解放的时候,平津两地投机商就趁着河北受灾粮食减收、天津纺织工业尚未恢复的时机掀起一次物价波动。政府不得不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又从济南调运小麦运往天津。国营贸易公司在平津两地迅速建起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向市场直接供货,方才将风波平息下去。

据说,蚀了本的投机商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哼,等着吧。

等什么呢?有人问。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产党好瞧的!

这段对话并非没有依据。当时,上海有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银元贩子,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人多达二三十万。工商业更是投机成风,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纱字号从1937年的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从82家增加到644家,卷烟厂从23家发展到113家,新增厂店大部分不从事实际生产和正常买卖,而是囤积商品或者买空卖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机商一语成谶,上海解放后,投机的“暴风眼”果然从平津转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六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这一轮的粮布投机。

坐镇东南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如果被它得逞,动摇的将不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权的根基。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首当其冲。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中财委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2日,中财委在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正式成立,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杨波,当时被分配到贸易处工作。

情势急迫,中财委成立大会一开完,陈云就动身赶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随员名叫刘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赶紧跑到北京饭店东楼的铁道部联系火车,又从银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币准备上海会议使用。

出发的具体日子老人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时铁路损毁严重,京沪之间也没有直通车,载着陈云等人的两节车厢,多次更换车头,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了上海郊区。

那个时候,东海一带的岛屿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上海、南京及长江口沿岸,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和骚扰。车行至上海郊区的昆山车站附近,刘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头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车立马来了个急刹车。车里的人马上意识到,遇上空袭了,大家赶紧拥着陈云等人下了车。陈云很镇定,就倚车厢坐着,没有跑远。

事后察看才知道,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射中了火车头的蒸汽锅炉——幸亏敌机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达上海后,陈云等人住进了苏州河畔的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当时的百老汇大厦和附近的高层建筑屋顶上都架着高射机枪,这一点给刘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机枪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这些飞机几乎天天到上海市区上空寻衅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滩潜伏着大量国民党特务,他们躲在暗处打黑枪、搞破坏,困兽犹斗。

人祸更兼天灾。陈云刚到上海,就赶上了30年未遇的台风。黄浦江水倒灌,市区受淹。人们要手挽着手才敢过马路,南京路闹市区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连市府大厦里的积水都没了膝盖。

困难各种各样,但聚首上海的各区财经干部们却没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如期举行。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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