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国有金融公司，其实都是上市公司，这时候三到四月份，都是年报要发布的时候，年报发布就自然涉及到企业高管的年薪，所以这个年薪马上要拿出来晒一晒了，在这个时候财政部发这个通知，应该说是有一个对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的应对，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一再强调要通过共克时艰来重振信心，这个时候民众当然要期待这些国企的高管有没有用行动来和我们共克时艰、同舟共济。
第三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在欧盟，政府都对企业高管的年薪做出了一些干预，这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同样也需要去做一些至少是民众的期待。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选择出台通知的一些主要考虑。
主持人：
你刚才提到，第一是出来晒一晒的时机，第二是要共克难关，第三，在国际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
大家现在马上会联想到，比如说美国，从总统也好，到企业家也好，到民众也好，都提出要对这个高管进行限薪，我们现在提的限薪和美国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吗？或者说来怎么看待它两者之间的比较？
王锡锌：
首先应该看到，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的感受现在可以说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这样一种严寒。因此对高管年薪加以必要的约束，可以说也是考虑到了国外、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做法，所以财政部通知中也明确讲到了，它是顺应国际的一些做法、一些习惯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国家对国有企业高管年薪的约束和美国，包括奥巴马总统出来，对企业，对华尔街企业高管年薪的约束，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不同。
第一，奥巴马总统在强调华尔街必须要对他们的年薪进行约束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自律，他强调的是道德上的一种责任。所以奥巴马说有些高管拿年薪拿太高非常可耻，他是从道德角度来说的。但是在中国呢，我们的国有企业存在着所有权、经营权方面的分离，国有企业的这种资产本身是国有的，或者说是由国有控股的，那么如何保证在这个时候管理者不要侵占国有资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更有一个合理的年薪定价机制的问题，以及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主持人：
也就是说美国本身的限薪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更多出于道德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是从体制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像对于财政部出台的这样一个限薪的通知，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高管的高年薪是怎样形成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主任郭田勇，郭主任您好。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你好。
主持人：
郭主任，实际上对财政部所出台的这个政策，大家很多人都持一种赞成的态度，都觉得高管的确拿那么高的年薪有不合理的这样一个层面，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郭田勇：
我总体也同意这种观点。因此从去年2008年这个时候，金融高管的年薪问题其实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大家质疑声很大。当然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全面爆发金融危机，社会上的质疑声音就很多，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各界对金融高管收入偏高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这方面的质疑之声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我们看到，如果说工资是跟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们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中国银行业应当说取得的业绩非常好，这些年业绩增长速度非常快。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银行高管拿高年薪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主持人：
高管这么高的年薪是怎么样来形成的呢？
郭田勇：
当然我们前几年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讲，他很强调年薪是跟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由于我经营得好，所以说工资就高。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国有企业，包括我们这些国有金融机构，首先他很大层面上，他并不是一种完全竞争型的行业，我们开银行还是政府国家投资这些大银行。所以说经营的好，首先是跟国家前几年宏观形势好有关系，同时由于这里边市场竞争并不是十分充分，所以说不能把个人的功劳过于强调，就是过于强调个人在公司取得的业绩中的贡献，我想可能有这个问题。
主持人：
刚才您也谈到了很多，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有很多评论，比如说对于这种限薪令，限薪令是一种行政的手段，这种手段违背了市场激励的机制，可能会导致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等等，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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