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过剩，指的是实际生产能力小于最佳生产能力而形成的过剩。自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后，产能过剩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常态。产能过剩是由企业过度竞争造成的，具有周期性特点。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的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1、美国和日本应对“产能过剩”的历史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是21世纪初期。在前两次产能过剩中，1986-1987年和1991-1992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为解决工业产能过剩的危机，美国采取了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工业经济也开始向信息经济转型。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波动对整个经济稳定性的冲击减小，而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投资增长点和工业生产增长点。在美国21世纪初的产能过剩中，2000-2002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这一次过剩的产能不是出现在钢铁和汽车，而是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这轮高新技术产业“产能过剩”，最终通过相关企业破产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作为制造业大国，“二战”以后，日本也经历过多次周期性“产能过剩”。在1945-1985年，日本对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还是比较成功的。日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通过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从1946年的10%左右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38.8%。二是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启动内需来消化产能。6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等。这项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消费的启动，成为消化产能的主要渠道。三是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将国内制造业产能向海外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东亚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四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日本政府继续选择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产能。但由于日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造船等传统产业方面，但日本这些产业领域的出口面临亚洲“四小”和中国的激烈竞争，而无法取胜。其结果是产能过剩压力长期难以消化，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日本陷入长期通货紧缩。

2、中国“去产能化”的路径选择

1994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中国经济也开始由计划经济下的“短缺”过渡到市场经济下的“过剩”。目前，我国已出现两轮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是1996-1999年，出现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处于闲置状态。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5年底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上一轮“产能过剩”经过了4年的消化期，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WTO和1998年住房改革产生巨大的需求，“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当前一轮“产能过剩”在2005年就已开始显现，但由于2005-2007年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国内房市持续活跃，通过出口需求扩张和国内强劲的房地产投资需求吸纳了大量过剩产能，产能过剩问题暂时得到缓和。2004年以前,外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在10%以下。而2005-2007年由于外贸顺差的急剧上升，外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猛增到24.1%、19.5%和23.7%。房地产投资增速则由2005年的19.8%提升到2007年的30.2%。但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步入衰退，世界经济大幅减速，外需突然消失，我国出口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房价过高对住房消费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成交低迷，房地产投资增速也持续下滑。出口、住房这两大吸收过剩产能的力量同时减弱，产能过剩矛盾变得尖锐。

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上一轮更为严重。一是当前的产能过剩具有重化工业化特征。在国家发改委确认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的11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外，其他均为重化工业行业。而前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轻工业、日用消费品行业。重化工业由于产业链条长，调整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负面影响也更大。二是当前的产能过剩面临的需求环境比上一轮要严峻。在1996-2000年的产能消化中，世界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外部需求强劲；国内房地产市场刚起步，潜在需求尚未释放。但目前，全球经济同步放缓，美日欧纷纷出现历史罕见的深幅衰退，外部需求疲弱。国内房地产市场经过数年的爆发式增长，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购房需求已基本释放。

在应对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方面，我国要吸取日本和美国当年的经验和教训。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的方式来实现外，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通过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提高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消费，可以用消费的增长来填补出口下降带来的需求空缺。对于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来转移国内产能的方式，笔者认为应持谨慎态度。日本当初选择海外投资来转移过剩产能，直接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而亚洲“四小”由于承接了日本转移的生产能力，其出口能力和竞争力显著上升。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加剧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而亚洲“四小”的出口竞争，使得日本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上两方面问题都不利于日本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与日本相比，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地区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可避免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来转移过剩产能，而通过将东部发达地区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制造业产能在国内区域间的梯次转移和调整。作者：李若愚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