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平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区长)：避免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弯路在中西部重现
-张景安委员(科技日报社社长)：自主创新支撑结构调整
-何仁春代表(湖南有色集团董事长)：现在正是结构调整的好机会
如果把经济的发展比作F1赛车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最困难的“弯道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区长李逸平这样评价：“要让奔跑的赛车能够不断超越，就必须掌握过弯道的技巧，而调结构就是这样的技巧，如果掌握得好，就能使处于困难中的中国经济有新的超越。”
经济困难正是结构调整的好时机
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委员谈到，调结构不仅是金融危机来了要调，在生产发展过程中，过一段时间也要调整。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对调整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湖南有色集团董事长何仁春代表说，现在正是结构调整的好机会。
“这是一个契机，虽然速度放缓了，但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可以更深入地思考，怎么走好下一步。”李逸平说，产业调整的核心，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将以资源、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转变为靠内涵发展、靠效益发展；变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取向，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取向。这种调整越早进入，便越能取得先机。
作为改革开放的龙头，浦东已体会到了结构调整的甜头。上世纪90年代，处于经济低谷的上海，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对第二产业进行大规模调整，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100万工人因此下岗。因为这一次大调整，上海的二次产业上了一个新层次，第二产业开始向先进制造业过渡。正是这一次调整转型，在此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上海，没有出现大规模产能放空，以及停产待工的现象。这就是调整的效果。
这样的道理对于企业也同样适用。“比如有色金属产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项目，就可以趁势淘汰，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何仁春分析，调结构看上去很难，但只要做了，就一定能有新的收获。
在调整中获得更大市场份额
实现战略调整的效益最大化，重要的目标是提升现有的产业水平。
张景安以为，中国的东中西部情况各不相同，企业的水平状况也各不相同，但是，产业的战略调整，无非是把低端调到高端，把低附加值调到高附加值，最终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效益。这应该是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
“支撑这种调整的是什么？只有自主创新。”张景安介绍，CD机在中国一度流行，可是，没等成为名牌，很快就被替代了。所以，没有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这种优势是很难保持的，再大的内需市场也可能被他人取代。
创新事关企业“生死”。回顾世界以及中国产业的发展进程，张景安说，创新往往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冒出来的。张景安认为，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企业宁愿放慢速度，争取更多的自主创新优势，以获得后发优势。
张景安分析，伴随着多年对科研的不断投入，中国现在已具备了一定的科研实力，我国每年拥有20000余项比较重大的科技成果和5000多项专利，仅高校每年就有1万项成果，但最终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成果不足5%，而发达国家转化率高达45%。这虽然是中国的不足，但也正是中国的潜在机会。中国的企业只要巧用这些实力，勇于参与世界竞争，在竞争中调整，就能获取更多市场份额。
“当然，需要这种调整的不只是大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何仁春说，当年，在苏南地区，仅仅靠到上海等地聘请业余工程师，便成就了一大批乡镇企业，今天，依靠创新的技术，中小企业也完全能上一个新的台阶。何仁春补充道：“只要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落实到位。”
区域联动加速调整转型
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仅靠一个地方、一群企业不够，需要不同区域差异化分工合作，联手推动。何仁春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除了产业结构调整以外，产业在区域方面的布局以及区域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目前来讲，产业的区域布局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广东沿海地区以出口加工为主，东北地区可能是以重工业、装备工业为主，这个情况已是过去式。但是，随着东部沿海的产业升级，一些产业向西部转移也成为必然趋势。这本身也是战略调整的一次机会。“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来配置它的产业，实现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协作，显得更加迫切与重要。”何仁春说。
李逸平谈到，有序的产业转移规划，可以防止一窝蜂，避免产生新的产业同构化结构调整的力量相抵。“当然，这种转移，不能靠行政命令，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双赢，甚至是多赢。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把东部落后的、低效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过去，以避免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弯路在中西部重现。”
李逸平以浦东为例分析：产业的辐射其实是双向的，并不一定只有东部辐射中西部。现在看来，浦东又到了一个产业转型的时候，要由二产三产轮动向三产为主转变，二产需要向中西部辐射，但事实上，早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浦东的起步正是由全国许多省区市进入浦东共同建设起来的。如果浦东和上海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全国各省区市的服务经济同样可以向上海辐射，所以，只有差异化，大家才有更大的机会。(记者 谢卫群 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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