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效下降的趋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在整个居民收入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增长分配不公。

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明显下降。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 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的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从未来10到15年看，我国可能会出现由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的“刘易斯拐点”。因此此次政府4万亿投资关键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均衡。而从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的构成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等公共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逆就业倾向，其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今后中国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指向吸纳就业或激励创业的经济领域，将“双保——保增长、保就业”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线条，以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更多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