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购车审批

尽管邓小平在上海桑塔纳项目上有特批，但当时的国家计委坚持“下不为例”，造就了桑塔纳多年独孤求败。因此80年代合资放开后，国内的汽车并没有立刻显著增加。陈祖涛说，国家没有放开私人购车的限制也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官车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高级干部才配用轿车。

借着放开合资的契机，在陈祖涛等人的多次建议下，国家逐渐放开了私人购车的限制。

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了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1985年7月3日，上海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国际汽车展，世界上73家汽车公司参加了车展，7月3日开幕当天2万观众涌入展馆，中国第一批车迷形成。

不过，当时部分主管部门领导仍对私人购车存有异议。社会上流传一种声音：私人买车后，石油资源不足怎么办，道路拥挤怎么办？

“那时候由各地物资局审批开票购车，有钱也买不到车，购车得先挂靠单位，以单位名义买车。”奇瑞经销商王长谦回忆说，有些“有路子”的人能通过关系在友谊商店买到外国使馆的二手车。

江苏镇江的杨先生1986年买了当地第一辆私家车，由于不知道如何管理，当地交警给他的车安上了一个摩托车的号牌。可笑的是，1978年他买摩托车时，上的却是自行车牌照。

80年代，即使有车也无法开，因为学车同样需要挂靠单位，没有单位证明不能参加驾照考试。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回城知青希望能够当上驾驶员，通过各种途径挂靠单位学车。由于学车人数陡增，车管所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对各单位驾驶员人数以实际拥有车辆数为准，一辆车只能配备两名司机，没车的单位不允许学驾驶。由于学车热潮不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费的专业驾校出现。

邓小平南巡后，挂靠单位凭票限量购车有所松动。1992年，法拉利在亚运村会展中心进行了一次展卖，最后一天，曾经的北京首富李晓华以13.888万美元把这辆法拉利买了下来，成为全国第一个法拉利车主。

1993年2月，财政部决定取消购买轿车的控购审批。旅行车、越野车和工具车也不再办理控购审批手续。在当时，汽车是控制购买的7种专控商品中最先不再需要审批的。

紧接着，1994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阐明：“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干预个人购买和使用正当来源的汽车。”1996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取消地方对经济轿车的限制。从此捷达、富康大行其道。

在私人购车限制取消后的第二年，当过建材厂长的苏晖开始筹建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简称“亚市”)。1995年12月18日开张当天，亚市一天卖了101辆车。

让轿车进入家庭

1989年时，担任中国汽车联合会理事长的陈祖涛注意到发表在1989年3月《了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但愿不是一个梦——轿车私有化的思考》。

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轿车进入中国家庭的设想。文章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安定。70年代末，李安定开始在新华社从事工业报道。

“70年代末开始，各地非常重视汽车，我也非常关注汽车。”时隔多年，李安定还能清晰回忆起一次深深触动他的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安定到广州标致采访。采访前，广州标致法籍总经理孟高斐说，听说您是最有影响的经济记者，请试一下我的“标致505”。

“我很尴尬，不会开车，这刺激了我。”多年后，李安定在二汽负责人陈清泰的邀请下，参加了10天学车突击班，并于1995年开上了第一辆车——富康。

1989年1月，李安定随中国汽车考察团到日本采访。在富士重工，李安定采访了被称为日本“国民轿车之父”的百赖晋六。回国后，受到启发的李安定写了《但愿不是一个梦——轿车私有化的思考》。

文中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从单一的公车消费造成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发展等多个角度谈及打破禁区、引导轿车进入家庭。李安定说，新思路部分来自陈祖涛和副会长薄熙永。

然而，认为鼓吹私家车就等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占据上风，汽车界一时陷入沉寂。

1991年邓小平南巡后，国内汽车热再起。那一年，李安定随时任副总理邹家华到广西等地考察。途中李安定不忘与邹家华探讨私人轿车的问题。“邹家华对我说，汽车真正要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只有轿车进入家庭之后才有可能。”

回京后，受到鼓舞的李安定又撰写了《由远及近的叩门声》，进一步论述轿车进入家庭消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篇文章先后送到两家报纸，老总们斟酌再三不敢刊登。倒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名记者艾丰独具慧眼，安排在《人民日报》经济版头条发表。”

1996年10月，时任机械部长的何光远给中央领导写信，谈及中国轿车工业的自主研发，以及落实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随信附上了李安定的一篇文章《车轮载来的空间》。不过，这篇文章被批为“对宏观缺乏了解”。

2001年，“鼓励轿车进入家庭”终于进入了“十五”计划。

轿车遭限行

90年代，由于收入有限，轿车对于普通老百姓仍然是梦。但这时候“老三样”——桑塔纳、富康、夏利以出租车身份出现，老百姓“打的”部分满足了私车消费的愿望。

情况在90年代发生微妙变化。1998年，亚市出现壮观的抢购潮。“一天市场能卖出400台夏利，需要20个保安维持秩序。”多年后，这仍是苏晖最难忘的回忆。

2001年，十万元的“赛欧”推出，上海通用打出“家轿”概念。“十万元买一个有屁股的三厢轿车。”沿海发达地区人们奔走相告。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2002年开始，汽车市场突然井喷，积蓄了几十年的需求瞬间释放。2002年1至8月，每个月的轿车销量都增长3成以上，所有的厂家都卖光了库存。2002年10月，北京的私人轿车达到118万辆，每百户家庭11辆轿车，在全国率先迈过轿车普及的门槛。

彼时，各银行推波助澜，相继出台了车贷利率下调10%、首付只需10%等招儿吸引客户。民生、农行甚至把车摆进部分营业厅。

2003年更疯狂的化学反应发生。统计显示，2003年轿车市场同比增长近80%，轿车销量净增近百万辆。

2004年初，汕头的李基雄来到已联系好的农行营业厅，准备签字办标致307的车贷。谁知道，前两天还热情推荐车贷的业务员告诉他，他的车贷没法办了。

那一年年初，银监会对银行车贷进行清算发现，全国汽车贷款达到1833亿，其中竟有1000亿是坏账。随后，央行封杀车贷零首付，车贷险也被保监会叫停。此后，各银行纷纷收紧甚至放弃车贷业务。

2004年，亚市销售人员常嘀咕的一句话是：四五月黑暗、六七月飞雪、八九月惨淡。当时亚市内到处都是“一步降到底”的条幅。

年底统计时，全国乘用车实际库存高达50万辆以上，相当于3个月的产量。在厂商心急火燎的同时，消费者却体验了一把持币待购的狂欢。改革开放26年后，消费者终于拿到汽车市场的话语权。

今年，国内汽车需求再度放缓。李基雄频频光顾汽车市场，准备在100多个新车中挑选自己的第二辆车。这一年，陈祖涛的专车首次遭到限行。“过去是没车可开，现在是有车也开不了，变化太大了。” (杨开然 关囡 石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