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
2007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宣布加息。
这已是央行在过去的一年内第六次作出加息决定。央行表示,希望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11月,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4.6%。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如果CPI指标达到4%,说明已经发生了轻度通货膨胀;如果超过5%,可以说,全面通胀的状况将极有可能到来。
寻求“非典型”经济对策
从总体上讲,导致我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是次要的,经济结构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光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需要一种组合的经济政策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停留在传统型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但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该考虑中性的货币政策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一时间,媒体风声鹤唳,把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解读成了“过度从紧”。对此,长期研究货币政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适度从紧,并非媒体夸大的那么“过度从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也指出,从总体上来讲,导致我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是次要的,经济结构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光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需要一种组合的经济政策。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停留在传统型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但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一轮通货膨胀属于非典型性通胀,而非典型性通胀需要非典型性对策来应对。”李稻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李稻葵认为,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该考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缓解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的压力,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传递到产品市场,帮助企业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
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减少企业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对企业而言,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对成本的控制上,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以节省原材料与劳动力的技术增强竞争力,这才是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的问题。
“成本推动”跃为主因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非典型意义的新型通胀。它是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这种通胀将在中国经济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受食品、能源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07年1-11月,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6%,而11月当月CPI更是达到6.9%,创下了11年来的最高值。不少专家甚至担忧,中国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非典型意义的新型通胀。中国目前的通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这种通胀将在中国经济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短缺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而国际原材料价格也将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持续上涨。”李稻葵说。
国家发改委在分析去年的物价上涨时也认为,去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结构性上涨。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八个类别,食品和居住类价格上涨的影响是最大的。其他六大类价格升降相抵,对价格总水平上涨几乎没有影响。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称,去年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市场看,石油价格高涨、小麦减产、美元贬值直接推动了国际市场石油、粮食、油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国内市场看,成本推动、供给减少和需求拉动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过去30年中,通胀曾反复在中国出现,最典型的是1985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但这类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胀,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伴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
李稻葵指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需求拉动型通胀在中国很难再次出现。
“首先,如果中国出现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胀,那么其形态往往是全局性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会导致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飞涨,而当前的通胀突出表现为农产品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李稻葵说。
其次,如果今天出现全面需求膨胀导致的通胀,那么绝大部分产品市场上都会出现需求大于生产能力的情形,这显然不符合当今中国经济的特点。当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内消费明显不足,绝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倚重出口消化产能,钢铁、水泥、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表现得较为突出。
再者,从储蓄与资产价格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储蓄率阶段,居民储蓄率在35%以上,企业储蓄占全部储蓄的65%以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实质性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居民、企业、政府会突然由储蓄转向消费,引起全面通胀。
当今中国大多数居民已经开始寻求资产性回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储蓄涌向各种资产(投资品),导致了证券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在大多数居民温饱已经满足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居民大量抢购基本消费品的局面。因此,需求拉动型通胀在中国很难再次出现。
中投公司:宏调的中式智慧
作为中国第一只国家主权的财富基金,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补充,中投公司的成立充分凸显出政府之于宏观调控的艺术和智慧
对于2007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说,“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关键词。这个原本只在经济学教材中出现的专业术语,随着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切身体验,渐渐为公众所熟知。
而与这个关键词紧密连在一起的,除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货币政策以外,还有一家公司的名字――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只国家主权的财富基金、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补充,中投公司的成立充分凸显出政府之于宏观调控的艺术和智慧。
中投公司的成立,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互相协作吸收市场上过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举措。从财政的角度来说,财政收入一直在增加,对解决流动性问题帮不了忙。有关方面一直在探讨如何在预算外创造一个机制,协助央行解决流动性问题。最后一致决定,采用央行与财政互换资产的机制:由财政发行特别债购买央行的外汇,然后再委托央行管理,由此协助央行吸收流动性。
一直以来,财政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日前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就表示,财政政策必须为防止经济出现过热、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出力,财政政策也要有一定的紧缩力。
对于以上述方式成立中投公司的思路,李稻葵分析,根据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这种模式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从短期来看,这样的运行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中国经济过剩的流动性,因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自动产生了非货币资产的供给,将一部分的货币从银行体系中转移出来。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运行方式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公开市场运作,其不仅可以通过买卖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来调控货币供给的数量,也可以通过买卖外汇投资公司的人民币债券来调控货币的供给。
对于投资方向,李稻葵说,外汇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应该考虑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作出贡献。国家外汇投资基金所追求的外汇投资的回报,应该尽量与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形成相对冲的机制,这应是其基本的目标。简单的说就是,当中国的财政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外汇资金的回报比较高,由此来平抑国家财政的波动。
李稻葵表示,原则上讲,外汇投资基金应该投资在海外的、与中国经济本身波动相关度比较小甚至于相反的产业和地区。要避免投资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有十分特殊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公司股票上面,因为这些公司证券的上涨和下落,在很大程度上将与中国经济的波动是同向的。
如果投资在那些以本土业务为核心的外国公司上,那么与中国经济的对冲性就会提高,尽管此类证券的平均回报率不见得很高。这些公司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的服务性企业、公用事业企业、建筑企业等等。
2007宏观经济六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通胀压力
受猪肉、食用油等食品涨价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从2007年3月份的3.3%一路上扬,直至11月份的6.9%,连续9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虽然目前只是结构性和阶段性的上涨,没有出现由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而引起全面、持续的价格上涨,但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正进入通胀抬升时期。专家预计,2007年中国CPI涨幅在4.5%至4.6%之间。老百姓关心的则是,年关将至的“菜篮子”是否依然沉甸甸。
关键词二:频繁加息
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15日、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的这六个时间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频率之快,历史罕见。与加息一样频繁的是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近一次更以1%的幅度创4年来涨幅最大。种种以“组合拳”面目出现的货币政策,都旨在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
关键词三:人民币升值
自2005年7月21日央行启动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最初2%的“一小跳”走出“小碎步”升值、不断创新高的态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中欧工商峰会上表示,中国会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
关键词四:中国制造
为世界人民广泛熟悉的“中国制造”,2007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虽然导火索来自美泰公司因质量问题召回中国玩具,但继而包括玩具、牙膏、食品等中国出口商品多次遭遇质量风波后,让人觉得事情似乎已不是偶然。召回显然不是单方面的“质量”原因,标准之争、技术壁垒、贸易保护、媒体炒作等都是复杂的幕后推手。历时4个月遍及全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已表明政府为“中国制造”构筑诚信长城的决心。
关键词五:财产性收入
十七大报告提出将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个新提法属于统计学名词,是指通过家庭拥有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动产和房屋、车辆、收藏品等不动产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指出,实现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最为重要的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社会财富创造者能够分享到更多改革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六:经济立法
中国立法机构在2007年走出了令人瞩目的步伐,《企业所得税法》提出“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物权法》提出“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反垄断法》提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应进行两种审查,还有旨在保障民众基本利益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为宏观经济指明方向的《城乡规划法》《节约能源法修订草案》……一系列新法律表决通过并陆续或即将施行。经济立法由框架性立法进入纵深层次,更加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基础。
资本输出:或是一剂治本良方
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平衡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于中美乃至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应以资本输出置换贸易顺差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07年1-11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由于高额的贸易顺差,各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此,李稻葵指出,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平衡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于中美乃至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应以资本输出置换贸易顺差。
李稻葵采用中美两个家庭的经济模型分析之后指出,中国家庭的储蓄过剩,当前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阶段;美国家庭则处于消费高、储蓄低的状态。
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储蓄相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过剩,可以不完全用贸易顺差的方式来体现,而通过中国家庭以某种形式去购买美国的资产,将自己的过剩储蓄(在满足了本国投资需求的前提下)投资于美国资产的机制来化解。
目前,中国大量的储蓄一部分由占GDP总量45%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消化,另一部分是以剩余产品的形式输出到美国。高达45%的投资,必然会带来大量匆忙上马的项目,从而导致投资决策的失误和浪费;占GDP总量5%的贸易顺差,又会使贸易伙伴产生种种政治不满。
换一种思路考虑,或许可以适当降低中国的投资比例,将剩余的储蓄以资金的形式输出到储蓄不足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去接手美国及其他国家家庭的资产,以此也可以弥补中国资产的相对不足,减轻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压力。
以股市为例,中国股市目前的市盈率已经高达50倍,而美国则在10倍以下,这是再好不过的例证了。
沿着这个思路,中国的资金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对中美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对中国而言,可以增加百姓的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回报,同时也分散了投资的风险。
对美国而言,在来自中国等国外的资金接手后,美国家庭的资产能够适当变现,维持一定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资金进入美国市场,也能适当缓解美国部分产业的萎缩态势,使得美国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能够得到资金的补充,从而维持美国经济的繁荣。
2008:提高劳动者收入很关键
对于2007年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少专家都认为相当出色:消费增长率超过了GDP增长率,消费不足有所改善,农民收入增速多年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2007年中国全年GDP增速将达11.8%,通胀率为4.7%。
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消费不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高、出口贸易顺差过多、通胀率在抬头、股票市场泡沫形成等。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短期问题是通货膨胀,长期问题仍然是消费不足、出口比重过高。
展望2008年的宏观经济,通胀率或将在2008年中出现高峰,年中后逐步下降。GDP的增速也将是如此。由于国际经济走缓,国外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预计2008年的贸易顺差也将有所减少。
对于启动消费、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这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二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目前,中国处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时期。一次分配中如果劳动者收入比重较低,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最终消费比重不会很高。因为资本所得、政府税收基本上是不会直接用于最终消费的。
李稻葵指出,政府以及各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关注或推动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上升:
第一,创造鼓励全民创业的氛围,鼓励微型企业的发展。创业企业、微型企业的发展,本身起到了弥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差别的重要作用。创业企业、微型企业的所有者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创业企业、微型企业较活跃的国家,收入分配往往比较合理,社会比较和谐,经济比较有活力。
第二,鼓励一些经营有方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职工分红,推动职工适当持股的新制度,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第三,适当降低政府收入比重,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税收负担。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税收快速上升,中国一次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收入比重稳步上升。从当前情况看,适当地减税可以帮助扭转一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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